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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明 / 2014-3-5 14:39 Wednesday
《收入分配行为与政策》新闻通稿
2014年2月27日·清华大学首发式
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樊明教授和南京审计学院喻一文教授共同指导两校31名本科生合作完成的专著《收入分配行为与政策》（50.5万字）于2013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基于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在一些关于收入分配的重要理论和政策问题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一、收入与基尼系数
该专著基于调查进行研究。2012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南京审计学院派出12支调查队分赴中国内地全部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进行问卷调查，共完成针对城镇居民的有效问卷21425份和针对农民的有效问卷4868份，是该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
根据调查，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为3994元。2013年《中国统计摘要》报告，2012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为3897元，和该书调查的结果相当接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而根据该书的调查和估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5，和国家公布的几乎一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调查的质量和数据的可靠性。
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是拉大还是缩小，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2013年基尼系数，中国基尼系数从2008年始呈下降趋势。该书作者之一樊明教授多次组织对郑州市居民的收入调查。采用郑州从2004年到2012年5个时间点居民的收入数据计算基尼系数发现，郑州工资收入的基尼系数呈明显下降趋势。由此该书认为，全国基尼系数在近几年下降是可能的。
二、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关于高收入差距，两极分化，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这主要应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过去长期忽视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对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相反更多地将之视为拉大收入差距的因素。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市场是统一的，具有高流动性。一个人会选择最能体现其价值的区域、行业、职业就业。如果存在区域、行业、职业等收入差距，个人就会通过流动来提高其收入，有助于实现收入的均等化。剩下的导致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是个人的因素，比如所受教育，因个人某些特质在劳动市场受到歧视，如性别、肤色、族群等。为此，西方国家一般都有促进教育平等、反就业歧视的各种政策。为了缩小因个人家庭背景对后代收入的影响，政府一般要征收遗产税，追求人人竞争的起点平等。此外，西方民主制度还有效地限制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又进一步限制的因灰色收入导致的收入差距以及因家庭政治背景导致的收入差距。
市场机制可有效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农业机械化和现代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产生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剩余的劳动力如果发现从事农业收入低于城镇居民，就会卖掉土地，使得继续留在农村的农民可以耕作更大规模的土地，形成规模农业，农业收入持续提高。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制度障碍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可不断转移到城镇就业，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最终实现城镇工商业和农业从业者收入趋同。
市场机制可使区域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般不会出现贫穷在区域长期聚集。道理就在于，如果存在区域收入差距，低收入区域的人就会向高收入区域转移，最终可有效限制区域收入差距的拉大。当然，就美国的经验来说，用人均GDP衡量各州之间的收入仍有较大的差距，但这主要是各州产业结构和生活成本不同所致。更重要的是，一个人选择在哪个州就业生活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到收入高但同时生活成本高昂、交通拥挤的纽约生活，而一些低收入区域因山清水秀人们并不愿意离开。
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差距并不算太大，但财富分配非常不均匀。最典型的比如瑞典，是均富社会的一个样板，基尼系数常年徘徊在0.3左右，但其财富差距却很大，用财富分布计算的基尼系数高达0.8。
为什么人们更多地关注收入的基尼系数而非财富的基尼系数？一个社会分配是否合理最主要的是看，消费的分配是否合理，这是判断分配是否合理的关键。而决定消费最直接的是收入，而非财富。财富要转变为收入才能用以消费，这和西方公司制度有关。公司制度导致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的分离。如果资本家要将公司盈余转变为个人消费，则要交纳不低的个人所得税。因此一般不会大量的把公司盈余用于个人消费，这就意味着公司的盈余大部分将转为社会的生产性资金。
我们不妨把资本家的财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生产，另一部分用于消费。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拥有巨额财富的资本家的消费与其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相比是相当有限的。这就意味着，资本家的绝大部分财富是用于生产活动的。如果这些财富能够得到有效率的使用，客观上是在造福全社会。市场分配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通过市场竞争确定哪些人可更有效率地管理社会财富，由此社会财富得以有效地使用，产生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可供分配的蛋糕能够做大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高收入差距的分析
从文化上来说，中国有平均主义的历史传统，有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盛行，严重挫伤了广大民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同时又特别强调“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然而，前者是做到了，但后者则显然是未竟事业。为什么一个最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追求共同富裕上并未取得应有的成功？从西方市场经济的经验中获得两点启示：一是市场经济尚不完善，二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有待改善。
市场经济不完善，就限制了市场机制缩小收入差距作用的发挥。事实上，我国更多地试图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实现共同富裕。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取消农业税、种粮直补以及其他诸多农业补贴。为了缩小区域收入差距，中国政府更多地采取区域转移支付，项目扶持，建立各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区等。对于贫困地区的扶贫也以转移支付为主，或介入农民生产经营决策的开发式扶贫。
然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并不很有效。就拿西部大开发政策来说，西部大开发的一个基本战略目标是缩小西部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的收入差距。从2000年开始实施，到2010年为第一阶段。但到2008年西部与东部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由于东部外向型经济受到的冲击比西部更大，东西部收入差距才有所缩小，但显然难以归为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功效。之后又有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区域政策的实施，由于实行的时间较短，效果还有待检验，但要关注是否会重复西部大开发的故事。
中国政府一直在追求共同富裕，但在建立统一高流动性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市场上，仍然未取得根本性的进展。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的改革一直难以有效地推进，现行的土地制度严重限制了土地更有效的配置，从而农民可从土地及农业劳动获得更高的收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仍在不断探索中，尚不能有效遏制官员的贪腐和获得灰色收入，尚不能有效地限制政府官员利用职权为其子女谋取利益从而削弱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四、中国民族收入差距问题
该书对中国民族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大胆的研究。如何面对民族收入差距，中国和西方不尽相同。西方首先是直面它，研究它，而中国则有微妙的不同。中国存在民族差距是显然的，包括收入差距。中国民族间是有矛盾的，尤其在一些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主要表现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有的甚至发展成群体冲突事件。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冲突往往有着收入差距的背景。总的来说，政府一直重视民族差距，尤其是收入差距，少数民族政策的核心就是帮助少数民族共同发展，提高少数民族同胞的收入水平。但不把民族差距处理成一个公共话题，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也几乎是学术研究的空白。该书认为，对民族差距问题，应向西方学习，采取面对和积极寻找问题解决的态度。中国经济学界对民族差距问题，特别是收入差距问题，不应是集体失声，而应该表现出责任和智慧。
根据该书调查，在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部分地区民族收入差距已不明显，但仍然存在一定区域存在较大的民族收入差距。该书认为，中国政府面对收入差距所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为转移支付，但效果并不理想；中国缺少统一高流动性的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市场，是中国民族收入差距长期存在的基本原因。
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语言问题，教育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80年公布的《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凡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应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教学，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兼学汉语汉文。”这一政策旨在保持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但该书强调，少数民族同胞学习本民族语言的经济回报是相当低的。一般来说，少数民族语言主要限于少数民族内部交流，语言的通用性很差。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的成果很少以少数民族语言为载体,以少数民族语言为载体的网络信息也很少。这就意味着，一个少数民族同胞如果只会其民族语言就很难与本民族外的人进行交流，也很难通过本民族语言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由此该书建议，把少数民族同胞用什么语言接受教育的选择权更多地交给少数民族同胞，由少数民族同胞个人选择并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说少数民族同胞认识到学习汉语的经济价值而主动选择汉语接受教育，政府应予以支持；如果少数民族同胞更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化价值，政府也应予以充分尊重。
该书还提出，中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不能保证各民族的平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在省级层次上中国有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但现在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自治区主流少数民族人口并没有占据自治区总人口的大多数。事实上，除了西藏藏族自治区，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主流少数民族人口均未过半，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所占比例不足两成。
第二，不管在一个民族自治区主流少数民族是否占据大多数，但强调以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实行区域自治必然对自治区内其他民族的政治权利构成一种不公平，包括汉族及其他非主流少数民族。这样就可能调动了一个民族的积极性而伤害了其他民族的积极性，或保证了一个民族的政治权利而伤害了其他民族的政治权利。
第三，现代民主制度可以平等的保护每一个人的政治权利，包括每一位少数民族同胞。如果一个少数民族在一个区域人口占大多数，则通过民主选举或民主协商也可保障其政治权利，基于各民族平等的宪法精神,这种对主流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是不以牺牲其他民族的政治权利为代价的。
由此该书大胆建议，在未来逐步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强调各民族不管民族大小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将放弃对少数民族的支持政策。如果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经济落后，现有的扶贫政策仍将一如既往的给予支持。将来国家对任何区域的帮扶，都应主要基于这个区域的经济状况，而非民族构成。
该书还建议，未来在身份证、户口簿上不再显示居民的民族信息；除有特别需要，在各种登记表、履历表上不再收集民族信息。一个人属于某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信奉某种宗教，应视为个人信息。这样做更有利于消除民族歧视，也更有利于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同胞避免受到民族歧视。
五、缩小收入差距的因应之道
该书把收入分配政策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导向型收入分配政策”，强调政府直接干预收入分配。还有一类是“市场导向型收入分配政策”，强调市场的作用，主张通过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定价，从而实现收入分配的合理。就中国的经验来说，政府导向型收入分配政策没有取得成功。
该书主张，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应适时调整，其基本方向应是以市场导向型收入分配政策为主，核心是建立统一高流动性生产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市场。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该书认为，市场也是缩小收入差距基本的因应之道。与此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确保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力，并可有效地制约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