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明
一
1991年，中国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波及安徽、江苏等18个省市，受灾人口高达两亿，直接经济损失达400亿人民币以上。
那年，我正在美国北伊利诺大学（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经济系读博士，还担任了该校中国大陆学生会（也叫联谊会）主席。那时，《人民日报》（海外版）是同学们了解国内情况的主要消息来源。随着《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洪水的报导日益增多，报导的灾情日渐严重，同学们开始不安、焦虑、谈论、想做些什么。于是，我因势利导，首先召开了学生会委员会会议。我说，现在全球都在募捐，美国的其它一些大学已经开始，我校的募捐从今天开始。捐款对象分两部分：中国人和美国人。大陆同学和教师好办，我们可以打电话甚至可以登门。麻烦主要是怎么跟人家老美讨钱。现在，美国新闻界不合作。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新闻界整天谈论中国新闻，可这会儿老美是死人不管。现两亿人受灾，上千人死了，灾情历时如此之久、如此之重，可我就在电视上看到过一回不到一分钟的报导。还没听明白就过去了。现一般老美根本就不清楚中国的洪水是怎么一会事。
接着，大家就议论开来了：
“这回白宫不是玩意儿。堂堂美国富甲天下，可美国政府就捐了2.5万（美元）。这2.5万是什么？就是那大马路上数也数不清、最普通的两辆福特车。是可怜一下我们中国人、还是想寒碜寒碜？”
“这回我是领教了华盛顿在对华政策和处理美中关系上的幼稚。这件事将被记载在中美关系史上。在将来当中国人民回忆这段历史时，在感情上难免不受到一次伤害。”
我说：“针对美国新闻界的不合作和这回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不甚友好，我们明天发起一场募捐宣传。今晚我起草一份呼吁书，明天在学校所有的教学楼、实验楼和办公楼张帖，并向各系、各教堂、各当地新闻单位散发，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点头称是。大家商量决定今天先开始对自己同胞发起募捐，并做了分工：副主席和两名委员分别去三个中国同学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我给居住分散的同学打电话，三位出门的有情况随时打电话回来跟我商量。募捐正式开始。当然，要从在座的做起。我说：“要人家捐，我们自己先要捐。”
众人说应该。“那你先出个数，我们才好出数。”有人提议。
我说：“重在心意，量力而为。这作为本次募捐的重要政策，对谁都不可勉强。我捐30（美元）。”我担心报多了会给别人带来压力。
各人分别报数，略少于30，大概考虑到对我这个主席的尊重。然后，各人分头行事。
二
我拿起电话按学生会通讯录给居住分散的同学打电话。
“魏国强，是我。淹大水了，学生会在组织募捐。重在心意，量力而为。你¼”
“行了，我来10块。”
“多谢。明天你把支票放在我系里信箱里。抬头写China Mainland SA。”（中国大陆学生会。SA是Student Association的缩写。）
¼¼¼¼
按照这套说词，我一个接一个给居住分散的同学打电话。绝大多数都表示募捐，少则5块，10块的为多，也有20以上的。但也有个别的没有反应。对表示不想捐的，我丝毫不给压力，客气地说声打扰了再拨下一个电话号码。
一会儿，学生会委员董淇泓、也是我同系的老学姐打进电话：“喂，告诉你一件事，鲍教授捐了1000块。”
鲍教授叫鲍城志，在电子工程系任教。当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和江泽民总书记是同班同学。前一年回国江总书记在家陪老同学达7小时，留下很多照片。从照片上看，江总书记的家的装簧摆设不高于眼下中国一般老百姓的平均水平。
稍稍沉默，我说：“如果有人问我捐多少，就说是40。我再打个电话向老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对。在这里，你的感谢代表全国人民。”
“我明白。”
我继续打电话，打到了秦珊珊。秦珊珊是政治系国际关系专业的女博士生，有才气。我喜欢和有才气的人交往。珊珊和我虽不同系，但我们谈得来，也在一起吃过好几回饭，还和一群同学一起开车跑到西部大沙漠中玩得昏天瞎地。算是好朋友了。我喜欢听她谈论天下大事。
“珊珊。”我的声音就是我的名子。
“我快累爬下了。最近赶一篇论文参加巴黎的一个国际会议，忙死了。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明天到你那里蹭一回饭，行吗？”
“没问题，明晚上好吗？不过，今天我得先跟你来公事。发大水了，要捐钱。”
“捐钱？没有。”
“什么没有？你明天给我带来。”我想她在开玩笑。珊珊一向慷慨大放，有一些女孩子不常有的豪气。
“什么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很干脆。
听口气，不象在开玩笑。我一下不知如何应对了。我没有想到在珊珊这里会碰钉子。如果是一般同学，我就该说“打扰了，再见。”可珊珊不是一般的同学，是我的好朋友。我想说些什么，可一下又想不起来。讲一般的道理会显得对珊珊的智慧的不尊重。
沉默。
我还是要说。但要想一想，还是明天见面再慢慢说吧。“珊珊，明天中午来好吗？”我把时间提前了。
“行。”
“明天我把上周从中国城买来的一条昌鱼做了。做糖醋的，你最喜欢了，是吗？”我说着笑了笑，想缓和一下气氛，有些沉重了。在我和珊珊之间这不常有。从中国城买来的昌鱼对不在中国城附近住的留学生来说算是贵重食品了。我也想告诉她我的热情和诚意。
“不捐，还照样蹭饭，还吃鱼？”
“至于吗？”
我们笑了，感觉轻松了一点。
我想和珊珊好好谈谈。别人可以不捐，但珊珊不可以。我不想有一天珊珊突然会觉得在中国人民曾遭受苦难时，她什么也没有做而感到不安。那样，我也会感到不安的。如果珊珊要是仅仅舍不得10块或20块也好办了，我可以为她捐。可我知道，珊珊看钱很轻。她一定有她的特别想法。珊珊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是独特的。
这时，电话又响了。“再给你两条新闻。”还是董淇泓的声音。她今天是放下她紧张的博士论文研究参加募捐。“我女儿也捐了10块，是她主动要的，用的是她自己的零花钱。她现在正跟着我在挨家挨户地走呢。还有，丁力也捐了10块。听说，为硕士论文的事他跟老板有些闹反了，可能奖学金要没了。他说，省哪儿，这份钱决不能省。”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人问我捐多少，就说是60。”
丁力学习不差，但脾气太差。捐了钱后不久，奖学金真的断了，正好是夏天放暑假，学校里和那大学城里工很少，他一时没找上一份工。后来，没钱住房子了，就住到他那辆一百块钱买来的破车里，开起来，象拖拉机。经常啃方便面，天天在游泳池洗澡。最不济时，还和同学10块、20块地借过钱。不知道他曾为捐过的10块钱后悔过。好在后来，他还是拿到了学位，还找到一份高薪工作。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人生潮起潮落，此时不知彼时。
三
打了一晚上电话，收获不小。我又忙起草第二天要出的广告，那主要是针对老美的。广告不能长，要能打动人。我写下了：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Urgently Appear to:
GIVE YOUR HAND TO CHINA IN BLOODS
FLOODS RAVAGE CHINA, AND CONTINUE TO DO SO
18 PROVINCES ARE SWEPT BY HEAVY RAIN AND FLOODS
THOUSANDS OF CHINESE HAVE BEEN KILLED
AND TENS AND THOUSANDS OF CHINESE HAVE BECOME HOMELESS
ON BEHALF OF ALL CHINESE, WE APPRECIATE ANY HELP
NO SMALL HELP
（中国大陆同学会紧急呼吁：
给水灾中的中国伸出援手
洪水蹂躏着中国，并正在继续着
十八省被大雨和洪水冲了
成千的中国人被淹死了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无家可归
我们代表全中国人民向所有的帮助表示感谢
没有帮助是小的）
下面写了联系地址、电话、支票抬头一类的。并告知在收到捐款后会发出感谢信。芝加哥中国领馆救灾协会也会发来感谢信。
在写地址时我还玩了个小花招：学生会地址就是我的住址。我的房间号应写成“Room 101”（101房），可我写成“Suite 101”（101座），给人一种感觉，学生会是设在一个正规的大楼里，占据一大套间，像个正规的商号。其实，学生会一间房也没有。所有的财产放在一个包里。那里面有老年间的瓜皮帽子，有介绍中国的很多图片、工艺品，还有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总是折得平平整整。开会的时候，我们把她挂起来。那时，五星红旗会强烈地吸引着同学们的视线。有人会在旗前驻足良旧。
光有字还不够，最好再来张图。我从《人民日报》（海外版）中挑出一张。那上面是洪水淹了教堂，只剩下屋顶和顶尖上的十字架。中国的基督教在受灾，连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都泡水里了，各位圣徒看着办吧。
各路出门的人都回来了。大家一边吃我下的面条和炒菜，一边说捐款的事。我把设计的捐款广告拿出来征求意见。大家基本同意，提了一些小修改意见。又商量了下一步的工作。人散后，我又赶忙给芝加哥领馆写一份报告，汇报本校捐款情况。
四
第二天中午，珊珊来了，看上去有些疲惫。她一声不吭地坐在饭桌前。菜已摆好了，除了鱼是主菜，我又做了几道菜，还摆上了上回同学聚会剩下的半瓶葡萄酒。我想跟她在一种好一些的气氛中好好谈谈。
我倒上酒，两个人就吃、喝上了。珊珊虽为女流，可好酒量，听她说，是下乡时练出来的。我不停地给她斟满。可谁都说话不多。我想说些想说的，可感到气氛不对。只不停地叫她吃。吃喝了一会儿，珊珊放下筷子，说：“饿了，又吃饱了真好。你饿过吗？”
“大概我们这代人都或多或少的饿过。至少那三年总逃不掉吧。”
“我还不止那三年。你没下过乡，我下了，又是三年。插洋队，受洋罪；插土队，受土罪。大忙的时候，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又没什么东西吃，饿。有一次，我把这些事讲给我们老板听。他问，那时你们那里奴隶制度还没有废除？”她说的老板是指她的导师。留学生私下称导师常称老板。
我喝干了一杯酒，感觉有些涩。
“还有那些村干部，贪污、受贿、还尽欺负女知青。惹不起，躲不掉。你懂得那份难堪和羞辱？”珊珊也喝干了一杯。我又给她斟满，可她一口又喝干了。我放下了酒瓶。
沉默。
“后来，上大学了就好了吧？”我说。
“穷读苦读，大学毕业了，留校教书，可还是穷、苦、累。”珊珊说。
过了一会儿，我说：“那些事永远难以忘怀，可也别总走不出来。否则，活起来太沉重，会不会？”
“出来了，心情好多了，也就和过去一刀两断、不再欠什么了，你懂吗？”
“能断得清吗？在你安徽下放的那个小村庄，就没有你怀念的什么人，比如说一个老大娘或是老大爷，他们曾特别地关怀过你、帮助过你？”
“可钱能到他们手里吗？那些贪官污吏早把钱给贪污了，我知道他们。”
“我也担心。可从各方面报道看，好象情况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就算能有一半到那些老大娘、老大爷手里，也值得我们做些什么了。我现在想的一件事是如何获得当地新闻界的支持，让他们配合一下，别死人不管。”我想让珊珊就开始为救灾先做起贡献再说。我又给珊珊满上一杯酒。
珊珊端起酒杯慢慢地呷了口酒，思索了一会儿，说：“找当地新闻界谈谈。”
“我担心他们不感兴趣。”我说。
“加些让他们感兴趣的，别光谈水灾。这世界这么大，不停地有灾害，你不能要求人家老美对哪儿哪儿灾害都要感兴趣。这样吧。”说着，珊珊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通讯本，查到一个号码，拿起了身旁的电话，拨通了，用英文说：“Hi，我是Susan，约翰，你好吗？”Susan是珊珊的英文名。“你知道吗，中国正在遭受水灾。中国大陆学生会已发起了一场救灾募捐活动。你能来采访一下我们的主席吗？他愿意跟你谈论任何你感兴趣的问题，不限洪水。你不是对很多中国问题感兴趣吗？可跟我们主席谈谈。他懂得很多，¼¼”珊珊又和约翰说了一会儿，放下电话对我说：“约翰是《NORTHERN STAR》的记者，跟我蛮熟的，对中国问题有兴趣。他说，《NORTHERN STAR》今天上午已收到你们的呼吁书。他答应来采访你，可能问题不限洪水问题。没问题吧？”《NORTHERN STAR》是校报，也是当地唯一的日报。
我点点头，笑了。我给她满上酒，也给自己满上。“来，干。”
她也点点头，笑了。然后，一饮而尽。我也一饮而尽。半瓶酒干了。
五
当天下午，约翰就来了，一位蛮大胡子的男学生，但看上去显然是位年轻人。他一敲门进来就大笑起来：“我还以为你们学生会设在一间什么办公室。”
我也大笑起来。我知道，我用Suite 101代替Room 101 起到了效果，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我们各自做了介绍，采访就开始了。我先把他带到墙上挂着的中国地图面前，简要的介绍了中国洪水波及的范围和受灾严重的地区，还把从人民日报上剪下的一些图片给他看。我看他不断的点头，好像渐渐认识到中国洪灾的严重性。我们又坐下来谈话。
“你‘六四’的时候在哪里？”约翰开始问与洪水关系不直接的问题了。
“在洛杉矶。”我答。
“那时你参加游行了吗？”
“这和为洪水捐款相关吗？”我反问。
“我做个假定，那时你站在学生一边，可你现在又在帮助中国政府，你不觉得这中间有什么矛盾吗？”他用两只手做了个对顶的姿势。
“我总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我肯定地回答。
“不久前，国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又通过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如果让你发表意见，你会站在哪一边？”约翰又问了一个站哪边的问题。
“还是中国人民。”我回答。“我注意到这场辩论，也能理解双方的观点。不过，我认为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既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如果最惠国待遇取消，受害的不仅是中国，美国也同样。自打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经济已走向低谷。保持双方的最惠国待遇对美国经济走向复苏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你们取消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打击了中国政府，可受害最深的却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
在我讲话时，约翰快速地记录着。他写了一阵，又问：“其实，最惠国待遇是和人权问题相联系的。我想知道你个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人权是动态的。一方面人们对人权的理解是不断发展的；另一方面，现实和人们的理想总存在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问题是普遍的。中国和美国都存在人权问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中国人民从这些痛苦的经历中不断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也正在一天天改善着人权的状况。中国政府也从过去忌谈人权走向公开谈论人权，与国际社会交流对人权的看法。当然，这需要过程，需要条件。不可否认，国际社会的推动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对中国的孤立主义只能事与愿违。50年代西方对中国的孤立主义把中国一头推向苏联；6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孤立主义使中国只能与非洲为伍，闭关锁国。孤立主义不能帮助中国，同样，孤立主义也不能打倒中国。”我说着说着站了起来来回走着，有些情绪化了。
“在美国，很多人认为，孩子是上帝赠给人的礼物，人不可以拒绝，不能违背上帝的旨意。很多人还相信，堕胎是对婴儿的谋杀。可你们的政府却在鼓励人们堕胎，听说有些地方近乎强迫。你可以做个评论吗？”
我回答：“中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决大多数人民是无神论者。他们不把孩子看成是上帝的礼物，只是一种客观的生命现象。我也知道堕胎是否是谋杀在美国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评论。我只想介绍一下中国人口的处境。一句话，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而且集中在东部，导致东部人口过分拥挤。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人口保持正增长，或迟或早人口膨胀会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问题，包括美国。由于特定的人口处境，在控制人口方面，中国先走了一步。我相信总有一天，人类如果不控制自己的生育、任人口总是正增长，那么，人类的生存环境必将严重恶化。”
约翰点点头。他终于又把问题会到了洪水上来：“这次中国遇上特大洪水，中国政府呼吁国际援助。将来，中国遇上自然灾害是否经常要求国际援助？”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政府这次对国际援助所表现出少有的开放态度。我想，当中国需要国际援助时，中国会坦诚地告诉国际社会；当其它国家有困难时，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伸出援手。中国不会经常要求国际援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不断加速。再有10年、20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会越来越大。”
约翰在快速的记录着。我担心有些地方我讲得太快了，他记不下来。
约翰停下了笔，站了起来，甩了甩他的手。他的手一定是酸了。我们都大笑起来。
第二天，约翰的采访就发表了。不少观点都写进去了。很快，我的信箱里开始有了老美的支票。还有一张支票我特别在意，那是珊珊放的，60美元。
到底是珊珊的出手。
六
捐款差不多持续了近一个月，断断续续有支票放在我的信箱。不过来自老美的支票总是不多。由于中国同学和教师的积极捐献，我校的捐款成绩是不错的。我校中国学生、教师只有约150人，不算多，但捐款总额一直在芝加哥领事馆管辖的中西部九州的高校中名列前三、四名。芝加哥领事馆当时所出有关救灾捐款的简报均有我校的报导。《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提及到我校联谊会组织的救灾捐款活动。
捐款的意义已超出了钱的本身。它留下了很多的思考：中国发大水，国人受难。我们这些海外的学子们费尽心机、厚一张脸去求爹爹、拜奶奶地跟人家讨钱，想来也是羞。讨了半天，也没有从老美那里讨来几个钱。我就想，现在美国发大水了，我们是美国人，需要这么去讨吗？说到底，中国穷。假如再过20年，中国又发这样的大水，我们还要如此跟人家讨钱吗？至少我是无颜了。
中国人，认清楚，我们只有靠自己，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要再加把劲把中国建设好。
这次募捐，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地华人的捐款热情是空前的，表达了世界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血，毕竟浓于水。
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美国），1997年3月21日
1998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女博士的一天》（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收入《寻梦北美--- 洋插队交响曲》，中国青年出版社，
获美国《世界日报》“中国知青洋插队”征文佳作奖
评审评语：写自己为中国水灾进行募捐的片段，有真情，有深度，有辩证法。通过赈灾捐款，写出中国流美学生的种种态度与思考，情节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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