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建创新型国家。其实,中国追求科技已有百余多年历史,向前可追溯到五四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再往前则有洋务运动。然而,中国的科技道路并不顺畅。到今天,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居中等偏下水平。其中,对外技术依赖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中国给世人留下印象更多的是“世界工厂”。
我们今天要审视创新,要探索到底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创新。
先审视一下现在比较公认的世界上的创新国家,并不多,只有20个,几乎全部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高度成熟的国家。这是重要的线索。其实,早就有人注意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技发明来自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的国家。为什么?
在市场经济,竞争要求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也是资本最基本的冲动,这就要求企业挖掘一切利润空间,否则就将处于竞争劣势。而创新是最重要的利润来源,这就解决了创新驱动力的问题。所以,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并获得发展的企业必然重视创新。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上,企业远离竞争,也缺少利润的冲动,往往不重视创新。就中国来说,过去国有企业技术管理几十年一贯制的原因首先在此。直到今天,国有企业仍然不是创新的主力,而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在科技方面的支持要远远多于民营企业。这和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市场垄断力有直接的关系,使得国有企业不直接面对市场竞争,从而减弱了其创新的冲动。
发达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也能为创新提供比较好的外部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因创造利润而产生对某种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通常供给也会同时被创造出来参与利润的分享。风险基金就是这样的一种发明,其本身也是重要的制度创新。而在民营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达的条件下,很难产生出民营的有效运作的风险基金,而国有的风险基金往往很难克服低效的毛病从而对创新活动给予有效的支持。创新所需配套的产品和服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通常也能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而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整体技术和服务水平往往偏低,配套的产品和服务往往跟不上,有时会有某项尖端的技术出现但生产不出好的产品来。比如,中国也出现过计算机的某项指标领先的时候,但制造不出一流的计算机。
创新往往是一种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活动,创新的结果更多地表现为知识,这要求对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从而利益给与有效的保护。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从保护私有产权开始的,而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从剥夺私有产权开始的。中国还有一些特殊性,古有“偷书不算偷”的说法,近有批判知识私有的历史,还有被列强侵略掠夺过的历史。当一些中国人使用西方盗版时,心里是坦然的,这种坦然来源于要求西方偿还历史旧账的心理。但这是把双韧剑:用西方的盗版虽便宜,这种理念很容易延伸到国产的知识产品,于是很难建立起充分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文化氛围。
创新需要创新的文化作为基础。儒家文化强调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对权威服从的强调必然在客观上鼓励守旧而非创新。而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至少是硕士研究生阶段仍是应试教育为主,宣传教育强调保持一致多,强调怀疑批判少。霍金说,科学的基本态度是怀疑,科学家的基本精神是批评。在这方面,政府也处两难境地:过分强调怀疑批评,必然导致改革压力增大,而现在政府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做好必要的改革准备,还可能加剧已经有些严重的信仰危机;限制怀疑批评,又妨害创新。而创新活动之所以更多地发生在民主法制的国家,这和这些国家从教育开始就鼓励怀疑创新有关,而法律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也是不争的事实。
创新需要政府支持和投入。创新,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存在着相当的外部性,也就是说,创新活动的收益并不完全是创新者获得,相当一部分收益是由没有为创新付出的人获得。在基础研究方面外部性最强,成果为全人类共享。应用技术方面,也存在相当的溢出效应。如果所有的创新活动由民间来投资,其产量必然很小,尤其在基础研究方面,这就要求政府为创新的溢出效应买单。因此,政府在科技方面要有所投入。凡创新国家,政府的科技投入均不低。此外,创新存在着风险,如果由民间投资,因惧怕风险,产量也会较低,这也要求政府的投入,用全纳税人的钱为某些个人和组织从事创新活动分摊风险。
当然,政府对科技事业的投入也是把双韧剑:政府花钱向来有效率低的问题,而且往往还伴随着腐败。因此要研究政府对科技投入的界限和方式,而不是盲目认为政府投入越多越好。最好要鼓励企业对技术创新多加投入,要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创新理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比特1912年提出创新概念: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组合,包括开发一种新的产品,从用一种新的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或者控制原料或者半成品一种新的来源,以及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现在有人把创新分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不要一提创新,就局限在技术发明,很多人可以参加到创新中去。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中国农民做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
通过以上对创新的审视,我们有如下见解:要建创新型国家,要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法制,要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西方的知识产权,政府要以合适的方式支持创新活动,尤其要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予更多的支持,要改造我们的文化,要在其中注入更多的怀疑、批判从而创新的成分,由此,要改造我们的教育,要克服应试教育,增加创新的教育。有了创新的教育和文化,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创新,由此,离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就不远了。
(本文发表于《经济视点报》2006年2月9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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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樊明,1957年生,江苏扬州人。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77级),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进修,1988年获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工商管理硕士(MBA),1997年获美国北伊利诺大学(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Ph.D.)。现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劳动学会常务理事,劳动科学教育分会常务理事,适度劳动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问题。出版专著11部,学术论文百余篇。此外,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求学,在大洋彼岸》、中短篇小说集《女博士的一天》等50余万字文学作品。 Email:fanming426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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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樊老师,您好!我是四川大学一名一年... - 很好
老师好 我是西方经济学专业2012级学... - 很好
数据很好,可以作为平时训练时的素材 - cqf
樊明老师,很佩服您的实证研究方法,您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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