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明居

     2005年5月笔者在济南的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演讲谈农村问题，预言2005年农产品价格可能会下跌。结果不幸言中，根据“中国粮网”，2005年主要农产品价格下跌。2005年提出预言的根据是，2004年中央推出的两项重要的支农政策：最终取消农业税和种粮直补。为什么这两项旨在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有可能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从而有可能不能提高农民收入呢？下面作个理论分析。

一、减少农民是解决中国农民相对贫困的基本出路

       农业收入在全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农业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之比 [（农业收入/全部国民收入）/（农业人口/总人口）] 决定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中的相对经济地位。我们将这个指标称为农民相对收入比重。根据《2003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民相对收入比重呈现一个基本下降的趋势：从2001年到2003年稳定在25%水平，2003年和1989年相比，这一指标低约10个百分点。现在，占全部人口约60%的农民只生产出15%的GDP。如果农民收入和城市市民收入相当，这一指标要达到100%。由此可见，农民收入相对水平之低以及提高农民相对收入水平之道路遥远。

显然，要解决中国农民相对于城市市民的相对贫困问题，从理论上来分析，要么减少农民的人口比例，即提高城市化水平，要么提高相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超过工业和服务业，从而提高农民相对收入。第二条道路显然有困难。数据显示，工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一直显上升趋势，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一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基本持平。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可能农业技术的进步通常要比工业慢，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劳动力很廉价，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比较昂贵的先进农业技术难以普遍推广。这样，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第一条道路，即减少农民，提高城市化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减少农民是解决中国农民相对贫困的基本出路。

   二、矛盾的支农政策

       为了让农民尽快脱贫致富，政府正设法帮助农民，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最终取消农业税和种粮直补等等。下面，先对这两项支农政策做一讨论。

       （一）降低并最终取消农业税

       减免农业税之前，村一级集体支出是按农业税20%的标准向村民征收获得来源，农业税是乡镇一级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一旦取消农业税，村一级将机构陷入财务危机，除非政府对村一级机构的收入来源作出其他安排。现在的安排是，由县财政支付村一级机构的支出。但目前河南乃至中国相当数量的县是吃饭财政，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严重赤字，根本无力支付如此庞大的支出。即便县政府有一些“闲钱”，也要用在县城和其他用途上。县城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作用巨大。现在，现在不少村一级机构因缺少收入而出现无人管事的状况，甚至陷入瘫痪，其中最直接受害的那些“五保户”。就目前中国农村来说，村一级机构有一定的必须要履行的职能，为村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如果村一级机构处于瘫痪的状态，村民的很多事情无人操心、无人负责，一些必须的公共支出无处开销，则问题很严重。如果再以别的名义向农民征收税费来维持农村公共产品的支出，则降低或取消农业税的意义将大为降低。如果主要由城市纳税人支付农村的公共产品的支出还将导致资源的扭曲配置，也就是，过多的资源配置到农业，而过少的资源配置到工业和服务业。

       （二）种粮直补

       种粮直补当然可以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现在的问题是，实行种粮直补会不会导致农民过多种粮从而重新出现卖粮难的问题、甚至粮价下跌？经济学上的一个经典问题：谷贱伤农。由于对粮食的需求缺少弹性，当产量大幅增加将导致粮食价格大幅下降，且价格下降的百分比超过粮食产量增加的百分比，从而收入下降，农民将再度面临卖粮难，卖不出好价钱。这将和政府通过种粮直补来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大相径庭。如果到时由政府按保护价收购粮食，则将导致政府的巨大财政负担，并可能导致粮食储备过多而造成巨大浪费。如果政府通过直补来刺激粮食生产从而保证粮食安全，暂且不说代价太大，其必要性也是值得反思的。中国幅员辽阔，每年虽有自然灾害，但通常不会是全国性的，这就已经为粮食安全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更何况，国际市场虽然不能提供中国粮食的主要来源，但提供一种补充应无问题，从而可保证中国的粮食消费的基本需求。此外，粮食生产周期并不长。在南方，只有半年甚至更短。如果发现粮食市场出现供给不足，应能及时作出调整，而不至于导致长时间的粮食短缺。

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值得讨论：在粮食生产方面，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市场？粮食生产对市场的反映也是敏感的。过去当政府强制农民种量而收购价格较低时，农民就抵制，甚至撂荒，结果导致粮食产量持续下降。2004年当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并对粮食生产实行直补时，粮食生产就增加。因此，如果粮食产量不足时，价格上涨，以我们目前的知识和获得的经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粮食产量不会增加。我们唯一要放弃的也只是，粮价的稳定。但这是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至于粮价波动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早已不重要。粮食的买者主要为城市居民。现在用于粮食的支出占城市居民全部收入的比重也很少了，一定的粮价波动不会对居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更何况，价格波动的商品很多，几乎没有不波动的。为什么政府就不能允许粮食价格的波动呢？通过粮价来调整生产和消费是有效的。我们唯一要放弃的也只是，粮价的稳定。但这是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至于粮价波动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早已不重要。更何况，价格波动的商品很多，为什么政府就不能允许粮食价格的波动呢？

       以上两项支农政策除了以上问题外，有一个共同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政策在增加农业对农民的吸引力，鼓励农民继续`当农民，甚至可以把已经脱离农村的农民工又吸引返回农村，而且是用全纳税人的钱。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已经出现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返回农村务农的问题，结果导致不少地方出现民工荒这种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当然，城市长期受益于农村，现在反补农村本也有其正当性。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用合适的方式帮助农民吗？

       目前农村人多地少，城市的农民工回乡增加农业劳动力并不会因此大幅提高农业产量，包括粮食产量。即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了农民并不能因此增加收入，因为粮价难以大幅提高，甚至可能大幅降低。国家对粮食收购的增加也是有限度的，这里既有可能性问题，更有合理性问题。但农民却增加了，或农民减少的速度放慢了。这可能导致农民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社会中所分得的份额继续降低，处于更加的相对贫困化。通过以上经济学的分析，我们担忧，从长期来看，降低农业税和种粮直补有可能和制定政策的初衷并不一致，是矛盾的支农政策。

       三、减少农民，把农民推拉进城

       面对农民，我们面临支持农民和减少农民的两难选择。现在农民生活状况普遍不好，需要得到帮助。但直接帮助农民的结果，如实行的种粮直补、最终取消农业税，又在鼓励农民留在农村，可能从长期来看，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相对贫困。

       在权衡这两难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农民必须要减少，但农民脱离农村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的农民脱离农村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十五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初，经历了三百多年掠夺农民土地的过程，即“圈地运动”。大地主和农场经营主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并且拆毁和焚烧他们的房屋，把土地变成农场。结果逼得广大农民背井离乡到处流浪。为了把农民赶进工厂，国家还颁布了各种血腥法律，用鞭打、监禁、以至处死来禁止农民流浪，强迫他们成为雇佣劳动者。从1509年至1547年，被处死的达2万7千人。

       当然，这段历史不能直接用来比照今天的中国农民，但也有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最重要的一点是，普遍说来，农民对离开农村是有抵触的，往往是不主动的。在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所受教育也比较少，对外界事物包括城市生活缺少了解，也缺少城市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经验，加上在城市来自政府政策和城市市民的歧视，以及在城市就业的风险及生活压力，不少农民往往选择在农村得过且过，不轻易离开熟悉的农村。只要农村收入稍有改善，他们又会选择回到农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减少农民要连推带拉。其基本思路是：推农民出村，就是在农村不再采用非市场化的政策措施鼓励农民继续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由市场决定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包括农村劳动力；拉农民进城，就是在城市制定鼓励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政策措施，尽可能并尽快消除农民进城就业（包括创业）和居住的制度障碍。

       这里有一个如何平衡农民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问题。把重点放在照顾农民短期利益，则就实行对农业生产直接补贴或类似的其他政策，结果将导致农民不愿离开农村，不能解决减少农民这一根本问题。而且，农民短期受益的时间也不会太长。降低并最终取消农业税以及对向农民收费的严格限制，可能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大量减少。这一点笔者在农村调查中得到一定证实。现在农民严重缺少公共产品和服务，农民兴修水利、农田整治、改善道路等都很难进行，村组织机构的其他必要的服务也不到位，其重要原因是村缺少公共财政。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消费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如果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收到效果，前面已经分析，农民能否增产并增收是一个问题，很可能不增收，或增收甚微。然而，如果对农业生产没有必要的支持，就可能出现前几年已经发生的，农民收入连续几年下降，城乡收入进一步加大，但这又加快农民离开城市的进程，提高农民减少的速度。这样，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同时，还可能获得在城市工作的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

       笔者主张，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应从根本上入手，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推农民出村，拉农民进城。在短期，农民要遭受一段时间的艰难，但这种艰难是农民走向新生的一段阵痛。对此，我们很难有别的选择。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讨论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因为今天中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人与环境不和协，人与人不和谐。人的不和谐又表现为，劳资关系不和谐，城乡关系不和谐，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关系不和谐，医患关系不和谐，学校和学生及家长关系不和谐，矿主和矿工不和谐，农民工的工资普遍被拖欠已不再是新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导致不和协的原因很多，本文讨论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对社会不和谐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产生主要由上级领导决定，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首先对上级负责，其次才是对治下的民众。而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首先是GDP。虽说这几年强调其他方面多一些了，但以经济为中心没有根本的改变。而要发展经济就需要资本和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相对来说，资本是稀缺资源，而劳动富裕，尤其是体力劳动。资本和劳动是一对矛盾，存在着内在的冲突，马克思对此早有论断。当这对矛盾尖锐时，地方政府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首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多地站在资本一边。这一博弈的结果早被资本认识到。有老板说，我们怕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怕市长，而市长怕我们，最后，老板们就不怕监察部门了。在和劳动发生冲突时，资本往往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比如实行低工资甚至恶意拖欠工资，低劳动保障，高劳动强度，长工作时间等等。而劳动也认识到这一博弈的结果，往往更多地表现为忍让和屈从或偶尔采用一些过激行为表示反抗。其实，中国现在普遍存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不断报道的矿难在相当程度上是资本和地方政府共谋的结果，至少也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城乡关系不和谐至少地方政府也是重要的原因。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数据，现在大体上60%的农民只生产出15%的GDP。农村受城市政府领导，农民对经济发展的这点贡献要想让城市政府重视农村也很困难。所以，农民无论留在农村还是跑到城市，总是带顶弱势群体的帽子。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歧视甚至可以是文件化的，这在当今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少有。地方政府的歧视政策进一步让农民边缘化，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从而不和谐，地方政府也是重要的原因。区域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要求资本和劳动在空间上按收益最大化的原则自由移动，产品根据价格选择最佳的销售地。而地方保护主义从来就是这种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移动的天敌。地方政府尤其是相对发达地方的政府首先限制外来人口自由迁徙到本地区，对属于人才的则限制其迁出。地方国有企业极少到外地投资。在产品市场的地方保护更是到处可见。

医院和学校的高收费，地方政府也有一定责任。医院和学校多数是地方国有。既然政府选择了医疗和教育的非市场化导向，就要求地方政府给予充足的投资。但医院和学校并不能直接并在短期内创造GDP，地方政府也就很难予以实在的重视，至少远不及修路盖楼来得重视。

环境的恶化，地方政府也同样有责任。环境保护和GDP存在一定的矛盾。环境好坏不容易量化，也不是上级政府首先考量的政绩指标，而GDP是实实在在的首要考量的指标。当面对高污染但能生产高GDP的企业的时候，地方政府往往是迁就GDP，哪怕污染让周遍的市民无法正常生活，哪怕市民的健康状况在普遍下降。

因此，当今社会并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的失衡。我们可以指责市长的良心，但制度安排更多地决定了市长们的选择，相信绝大多数的市长们良心并不坏。如何让地方政府成为一个平衡的政府？

正像国际关系的和谐来自于国家间的力量均衡，一个社会的和谐也同样需要各阶级、阶层、地区民众间的力量均衡。如果把利益冲突的群体之间的矛盾交由第三方来代表，即便暂时实现的均衡和和谐也是脆弱的。

我们先来考察以下西方和谐社会的建设。西方也同样存在劳资及各种利益群体以及人与环境的矛盾。就劳资关系来说，劳方在经济上也是处于弱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劳方并不算弱势，这是由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决定的，因此西方工会的政治力量是强大的。这样，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综合起来，劳资矛盾出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导致社会不会出现过度生产或过度消费，衡量收入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一般不会很高，通常要比中国的低。西方的环境的治理也和这种综合力量的均衡有直接的关系。资本为了利润天然有不顾环境污染的倾向。但政府是公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这样，要么现任政府强制资本治理环境，要么现有政府被重视环境的政党所取代。

因此，中国要想建立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不是指望政府来代表所有的民众并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是要设计一种机制，使得各阶级、各利益群体能够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表现为政府对社会各阶级、各利益群体的利益的综合考量，从而成为一个均衡的政府，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这就需要加强民主制度的建设。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有这样的效果：经济上处于强势地位的阶级或利益群体在人数上必然是少数，在政治上至少在选票上处于弱势；相反，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阶级或利益群体在人数上通常是多数，在政治上至少在选票上处于强势。经济力量和政治量力的综合平衡能够达到社会各阶级和利益群体的势均力敌，从而社会趋于和谐。如果社会中还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在利益上比较中立，比较温和，比较理性，则和谐社会更容易建立。

这应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



（本文发表于《经济视点报》2006年1月26日第8版  题为《政府行为与和谐社会》） 

今年“两会”期间，房价高企是一个热点问题。不少代表献言献策，网络上也有各种不同声音在讨论。在这些声音中，不少要求政府干预房价，有的甚至要求政府限制房价。应该承认，每一种声音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政府真地限制房价会有什么结果？这让我想起了两个关于限制房租房价的经典案例。不妨先回顾一下这两个经典案例。

先说一个不限制房租房价的案例。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大地震，无数的房屋被摧毁（房屋供给减少），但人到死得不多（对房屋的需求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照道理，旧金山应该发生严重的房慌。一个多月后因地震停刊的一些报纸复刊了。但有趣的是人们注意到，要求房屋出租的广告居然多于求租的广告，当然租金不便宜。那么，这些房子哪里来的呢？首先，政府没有对租金进行干预，结果租金高企，于是不用政府动员，居民纷纷把平时不用的客房、车库甚至客厅腾出来用于出租，而一部分人发现旧金山房租太贵，纷纷离去。（这里，没有中国式的户籍限制也很重要）很快高房租以及高房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到旧金山来建房。而房价及租金也随着住房供给的增加而也不断下落。不久，人们已看不出不久前这里曾发生过大地震毁掉很多房屋。

再说一个限制房租的案例。1946年，法国巴黎租一个房间的价格只要1美金（1946年价格），一家六口的典型租金约等于11包香烟的价格。房租低于收入的4%，通常是1%左右。之所以租金这么低是政府出于好心，怕居民租房的负担太重，规定了房租的上限。此外，还规定辅助措施：保护现住户，不准任何人剥夺房客住的权利。否则，要么房客被房东赶走，要么和房东订房租秘密协议，把租金提到府规定的上限以上。但问题很快出来了：由于对房客的保护，没有任何房客愿意让出房子。1946年以前的12年，巴黎没有一幢新建的房子。既有的房子极为破旧：82%的居民没有洗澡设备，一半以上的住户要外出找洗手间，五分之一没有自来水。有人问，为什么不盖新房子？回答是，除非房租提高10倍，否则收支不能平衡。那为什么不废除房租管制？那一定遭到全国房客的反对。

以上两个经典案例的启示已很清楚：政府限制房价不算上策。对房价的限制极可能导致住房供给的短缺。其实，这方面中国也有很经典的案例。回顾一下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低房租，结果没有多少单位愿意建新房，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是负担，少数单位建的少量房子也远远供不应求，老百姓住房是越住越紧张，紧张到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近乎不人道的地步。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不再对房价做限制，另一方面，开放民营资本投资房地产，才有了今天房地产的繁荣，人们越住越宽敞，越住房子越好。

当然，政府在限制房价方面并非一无所为。首先在土地供应方面。政府供应的土地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直有争论。地产开发商说少了，而政府说不少。我以为，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地价。现在有的城市地价动辄四、五千以上。地价反映了供求关系。这么高的地价更多地反映的是供小于求。政府不妨增加一些土地供应，为了怕地产商过多囤积土地，可以采取限期开发的措施。到时间不开发，就按原价收回，再加20%的罚款。国外一般地价占房价的三分之一。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个城市最便宜的房子的用地成本占房价的三分之一？可不可以将之作为一个控制性指标，如果达不到，政府就增加土地供应。还有一个导致地价和房地产价高的因素，也是地产商时常抱怨的，就是政府官员腐败寻租问题，据说这占据地价相当比重。相信地产商所言不虚。如果政府能在此方面有所作为，也是一个让房价降下来的好措施，但这要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方能作到。希望这一因素能够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之一，而且这一改革符合地产商和广大购房者的共同利益。

现在不少城市的空房率已经不低了。如果城市政府不把土地供应作为维持房价和地价的手段，更多地从公共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是高地价受益者的自身利益出发，逐渐加大土地供应，房价下跌应是可期待的。此外，坊间还有抱怨，说地产商开发的房子，面积太大，标准太高，不是为穷人盖的。这可能也是房价高企的原因之一。对此，我到不主张政府直接去盖所谓经济适用房，因为弊病很多。我注意到，现在一些开发商已有所改变，小户型的房子开始增多了，而且卖得不错。相信市场会慢慢告诉地产商应该盖什么样的房子。如果地产商们大多开发高价房，肯定有卖不掉的时候，而且可能就快了，到时候，会有地产商明白过来，该为穷人盖房了。



（本文发表于《经济视点报》2006年4月13日第7版） 

胡锦涛总书记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建创新型国家。其实，中国追求科技已有百余多年历史，向前可追溯到五四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再往前则有洋务运动。然而，中国的科技道路并不顺畅。到今天，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居中等偏下水平。其中，对外技术依赖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中国给世人留下印象更多的是“世界工厂”。

我们今天要审视创新，要探索到底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创新。

先审视一下现在比较公认的世界上的创新国家，并不多，只有20个，几乎全部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高度成熟的国家。这是重要的线索。其实，早就有人注意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技发明来自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的国家。为什么？

在市场经济，竞争要求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也是资本最基本的冲动，这就要求企业挖掘一切利润空间，否则就将处于竞争劣势。而创新是最重要的利润来源，这就解决了创新驱动力的问题。所以，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并获得发展的企业必然重视创新。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上，企业远离竞争，也缺少利润的冲动，往往不重视创新。就中国来说，过去国有企业技术管理几十年一贯制的原因首先在此。直到今天，国有企业仍然不是创新的主力，而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在科技方面的支持要远远多于民营企业。这和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市场垄断力有直接的关系，使得国有企业不直接面对市场竞争，从而减弱了其创新的冲动。

发达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也能为创新提供比较好的外部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因创造利润而产生对某种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通常供给也会同时被创造出来参与利润的分享。风险基金就是这样的一种发明，其本身也是重要的制度创新。而在民营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达的条件下，很难产生出民营的有效运作的风险基金，而国有的风险基金往往很难克服低效的毛病从而对创新活动给予有效的支持。创新所需配套的产品和服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通常也能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而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整体技术和服务水平往往偏低，配套的产品和服务往往跟不上，有时会有某项尖端的技术出现但生产不出好的产品来。比如，中国也出现过计算机的某项指标领先的时候，但制造不出一流的计算机。

创新往往是一种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活动，创新的结果更多地表现为知识，这要求对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从而利益给与有效的保护。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从保护私有产权开始的，而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从剥夺私有产权开始的。中国还有一些特殊性，古有“偷书不算偷”的说法，近有批判知识私有的历史，还有被列强侵略掠夺过的历史。当一些中国人使用西方盗版时，心里是坦然的，这种坦然来源于要求西方偿还历史旧账的心理。但这是把双韧剑：用西方的盗版虽便宜，这种理念很容易延伸到国产的知识产品，于是很难建立起充分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文化氛围。

创新需要创新的文化作为基础。儒家文化强调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对权威服从的强调必然在客观上鼓励守旧而非创新。而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至少是硕士研究生阶段仍是应试教育为主，宣传教育强调保持一致多，强调怀疑批判少。霍金说，科学的基本态度是怀疑，科学家的基本精神是批评。在这方面，政府也处两难境地：过分强调怀疑批评，必然导致改革压力增大，而现在政府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做好必要的改革准备，还可能加剧已经有些严重的信仰危机；限制怀疑批评，又妨害创新。而创新活动之所以更多地发生在民主法制的国家，这和这些国家从教育开始就鼓励怀疑创新有关，而法律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也是不争的事实。

创新需要政府支持和投入。创新，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存在着相当的外部性，也就是说，创新活动的收益并不完全是创新者获得，相当一部分收益是由没有为创新付出的人获得。在基础研究方面外部性最强，成果为全人类共享。应用技术方面，也存在相当的溢出效应。如果所有的创新活动由民间来投资，其产量必然很小，尤其在基础研究方面，这就要求政府为创新的溢出效应买单。因此，政府在科技方面要有所投入。凡创新国家，政府的科技投入均不低。此外，创新存在着风险，如果由民间投资，因惧怕风险，产量也会较低，这也要求政府的投入，用全纳税人的钱为某些个人和组织从事创新活动分摊风险。

当然，政府对科技事业的投入也是把双韧剑：政府花钱向来有效率低的问题，而且往往还伴随着腐败。因此要研究政府对科技投入的界限和方式，而不是盲目认为政府投入越多越好。最好要鼓励企业对技术创新多加投入，要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创新理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比特1912年提出创新概念：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组合，包括开发一种新的产品，从用一种新的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或者控制原料或者半成品一种新的来源，以及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现在有人把创新分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不要一提创新，就局限在技术发明，很多人可以参加到创新中去。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中国农民做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

通过以上对创新的审视，我们有如下见解：要建创新型国家，要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法制，要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西方的知识产权，政府要以合适的方式支持创新活动，尤其要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予更多的支持，要改造我们的文化，要在其中注入更多的怀疑、批判从而创新的成分，由此，要改造我们的教育，要克服应试教育，增加创新的教育。有了创新的教育和文化，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创新，由此，离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就不远了。

（本文发表于《经济视点报》2006年2月9日第7版） 

         2005年在一次“河南发展高层论坛”上，我曾演讲，题目为“改善投资环境的关键在于规范投资环境”。2006年1月26日《经济视点报》发文，介绍固始县委书记郭永昌的超常思维，大标题为“只做环境不招商”。读后感到郭书记的思维确有超常之处，拍案叫“大悟之言”，和我的看法有颇多相通。 

河南的投资率长期以来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实现中原崛起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吸引投资是关键。现在几乎各级地方政府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招商引资方面，而且往往是主要领导亲力亲为，这在发达国家少有。地方政府重视吸引投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的，但成效并不理想，这一点郭书记与我有同感。我以为，其中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缺少规范，如用郭书记的话来说，当是“环境没有做好”。具体表现在：

1、招商引资的批准程序不够规范，往往需要通过投资方和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个别谈判，缺少专家和公众的参与，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公众利益的投资。有的领导有可能为了吸引投资随意作出承诺但又难以兑现，势必影响后续的投资和其他的投资。

2、由于通过个别谈判决定投资的批准，批准的随意性较大，这比较容易出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投资方利用地方政府领导招商引资的迫切心态而要价过高，这可能导致地方利益受损并可能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性；二是，地方政府官员可能利用自己较少受到限制的审批权力进行寻租，导致政府官员的腐败。而政府的腐败本身又成了招商的大敌。

3、土地审批和地价的随意性，其后果导致严重的土地资源的浪费和投资者获得土地条件的不公平性，由此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公平并很容易导致土地审批中的严重腐败问题。

4、地方税收的随意性。现在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投资，不顾国家有关税务的法律和相关的规定，竟相不遵守税法的有关规定，擅自降低一些地方税的税率，有的名其曰：“进一步加强税源经济建设支出”。其结果，往往是相互竞争的地方“共输”。

5、不利于企业改善经济管理。当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存在着巨大的弹性时，包括土地价格、地方税收方面，有可能导致企业花费太多的精力放在对政府官员的公关上，希望获得更多的优惠待遇。

一个地方政府到底应如何有效地吸进资本投资于当地？郭书记强调要“做环境”。我认为，这里的环境首先应是制度环境。

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加以深入的讨论。从二次大战后的全球经济发展来看，大体上比较好地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经济能得到较快的发展，相反，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则经济增长较慢。从我国的改革实践来看，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面的地区通常经济发展得快；反之，则慢。相对来说，地区资源禀赋及区位条件已居于次要地位。吴敬琏更是强调，“制度重于技术”。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要点值得关注：

1、要认识到规范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对外来投资者来说，尤其是那些希望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谋取投资收益的投资者来说，（不妨称之为“好的投资者”，当然对贪官来说未必是好）更希望看到一个更为公正、透明和规范的投资环境，而不希望看到太多的人为性从而不确定性。如果一项投资需要大量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公关而结果又不确定，则为了减少风险，就可能减弱投资的意向，尤其是外地的、且缺少和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特别关系的潜在的投资者。要注意到，现在沿海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规范性已大为改善。如果河南在这方面起色不大，则河南的招商引资难以上大台阶，投资率将可能进一步降低。

2、要制定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的政策，规定投资的限制和不限制的界限，做好城市规划，公开批准的条件的程序，并严格按照执行。尽量减少一事一议。政府的主要领导只对重大的、特殊的投资项目进行专门研究和决策，可能还需有公开听证程序。这样做，可能因缺少投资的灵活性而不能吸引到某些投资，但可大大减少潜在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可在更大范围吸引投资，而且往往是“好的投资者”。这类投资者可能更喜欢规则而非对政府官员的个别公关。

3、要进一步规范土地审批，要求地方政府向社会公示土地出让的条件，包括面积、价格等，接受公众监督，从而可较为有效地防止土地转让过程中的不恰当的行为，有效建立公平公正的土地市场。

4、要严格地方税收的管理，严禁地方税务部门任意降低税率。要建立有关责任制，包括对地方主要领导和税务部门的主要领导的责任制。上级税务部门要组织相互竞争的地方的下级税务部门相互检查。

就目前河南来说，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普遍不规范，像固始这样懂得从做环境着手招商的地方尚少，如果一些地方政府能去掉一些招商引资的急躁情绪，静下心来从做环境开始招商及推动区内资本的投资，可得招商引资的先筹。如果河南省的许多地方政府有此见识，河南省在招商引资方面可望走在中部先头，至少在制度环境方面已有了和沿海发达地区相一致的意思了。固始只做环境不招商，却招来大量商人来投资，此甚值得回味。



（载《经济视点报》2006年2月23日第8版，改题为《“只做环境不招商”值得回味》） 

  一、利益群体力量不均衡是社会不和谐的直接原因
    今天的中国存在诸多不和谐：劳资关系紧张、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且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城乡及区域差距也进一步拉大、频繁的矿难、民工工资普遍被拖欠，如此等等。这种社会不和谐的后果首先是，不和谐关系中弱势的一方遭受不幸，从而可能引发种种社会冲突，最终也将导致强势的一方利益受损。因此，建设和谐社会是整个社会实现共赢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建设和谐社会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主题。
    社会不和谐的直接表现是利益群体的利益冲突。这里的利益群体包括不同阶级、阶层、地区民众及其他有共同或相似利益诉求的群体。每个利益群体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可能存在利益的冲突。资方想利润更高，而工人想工资福利更好；城市和乡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都想获得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如果在利益存在冲突性的关系中有一方处于弱势，则利益受损，甚至成为社会极度困难的群体。这时，社会不和谐就出现，并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因此，利益群体力量不平衡是社会不和谐的直接原因。
    二、失衡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能解决社会和谐问题吗？答案是，有相当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失衡性。到目前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产生主要由上级领导决定，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首先对上级负责，其次才是对治下的民众。而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首先是GDP。虽说这几年强调其他方面多一些了，但以经济为中心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而要发展经济就需要资本、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相对来说，资本是稀缺资源，而劳动相对富裕，尤其是体力劳动。资本和劳动存在着内在的冲突，马克思对此早有论断。当这种冲突尖锐时，地方政府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首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多地站在资本一边。这一博弈的结果早被资本认识到。有老板说，我们怕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怕市长，而市长怕我们，最后，老板们就不怕监察部门了。在和劳动发生冲突时，资本往往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比如实行低工资甚至恶意拖欠工资，低劳动保障，高劳动强度，长工作时间等等。而劳动也认识到这一博弈的结果，往往更多地表现为忍让和屈从或偶尔采用一些过激行为表示反抗。其实，中国现在普遍存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不断报道的矿难在相当程度上是资本和地方政府共谋的结果，至少也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城乡关系不和谐至少地方政府也是重要的原因。现在大体上60%的农民只生产出15%的GDP，农民群体的经济地位相当弱。农村受城市政府领导，农民对经济发展的这点贡献要想让城市政府重视农村也很困难。在政治上，农民连个形式上代表自己利益的农会也很难成立，而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人大代表也少得可怜。因此，当今社会的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的失衡。我们可以指责市长的良心，但制度安排更多地决定了市长们的选择，相信绝大多数的市长们良心并不坏。
    三、利益群体的力量平衡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笔者认为，所谓和谐社会，至少需两方面的条件：其一是，每个社会成员能得到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其二是，各利益群体利益所得与其对社会所作贡献相对应，这里的利益既指经济利益，也包含政治利益。第一条件可基本保证不会出现群体性的反社会行为，如集体滋事，采取过激行为甚至暴力来破坏社会，由此可以实现最基本的社会和谐。第二条件决定了，至少相对来说，可基本保证社会各利益群体对社会制度的基本接受和满意。在第一条件满足的前提下，第二条件的满足可以建设更高层次的和谐社会。当然，最高层次的和谐社会应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
    我们今天讨论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是，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存在着利益冲突，而一些利益群体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而另一些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出现了强势利益群体对弱势利益群体的利益损害，于是出现社会的不和谐。因此重要的是，减弱强势利益群体的相对强势地位，增强弱势利益群体的相对弱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各利益群体对抗力量上的平衡。正像国际关系的和谐来自于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一个社会的和谐也同样需要各利益群体包括各阶级、阶层、地区民众间的力量平衡。如果把利益冲突的群体之间的矛盾交由第三方来代表，即便暂时实现和谐也是脆弱的和谐，因为第三方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冲突的某一方的利益和其利益有更多的一致性，则就很难保持中立了。面对劳资冲突，地方政府就是这样的第三方。从根本上来说，每个利益群体能够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所在。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西方和谐社会的建设。西方也同样存在劳资及各种利益群体的冲突。就劳资关系来说，劳方在经济上也是处于弱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劳方并不算弱势，这是由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决定的，因此西方工会的政治力量是强大的。这样，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综合起来，劳资双方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势均力敌，阶级矛盾出现缓和，从而导致社会不会出现过度生产或过度消费，衡量收入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一般不会很高，通常要比中国的低。
    因此，中国要想建立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不是指望政府来代表所有的利益群体并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是要设计一种机制，使得各利益群体能够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表现为政府对社会各利益群体利益的综合考量，从而成为一个均衡的政府，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这就需要加强民主宪政的建设。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有这样的效果：经济上处于强势地位的群体在人数上必然是少数，在政治上至少在选票上处于弱势；相反，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在人数上通常是多数，在政治上至少在选票上处于强势。经济力量和政治量力的综合平衡能够达到社会各群体的势均力敌，从而社会趋于和谐。如果社会中还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在利益上比较中立，比较温和，比较理性，则和谐社会更容易建立。因此，要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走民主宪政的道路是关键所在。 

         2006年1月12日《经济视点报》报道，郑州火车站的地下广场已由郑州华欣商务发展有限公司运作（以下简称华欣公司），拟将火车站地下广场打造成一个集餐饮、休闲、购物于一体的商业广场，并更名为华欣广场。这个广场面积有2.67万平方米之大。今天，笔者也到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虽仍在春运期间，天气良好，火车站站前广场仍是大量人流来往穿梭，显得拥挤，但诺大的地下商业广场却是冷冷清清。笔者沉思：首先，这个商场有多大商业运作成功的可能性？其次，即便成功了，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如何？经过思索，笔者认为，在火车站地下广场经营如此大面积的商场本身成功的难度就比较大，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注定了是，公共利益和商家利益难以两全。

         先讨论商场本身运作的困难。现在地下广场的主体部分是超市和一些小商品市场。可从所售商品来看，和火车站周围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商场、包括早成气候的小商品市场所售商品相仿，没有特色，而小商品的品种更不齐全，很难吸引大量的买者。笔者以为，火车站内及周边所售商品应与旅行有关，不太适宜销售价格昂贵、体积太大或重量太重的商品。价格昂贵的商品通常购买慎重，不会到车站来临时购买。更重要的是，现在火车和长途汽车（火车站站前广场边有长途汽车站）乘客主要以中低收入人群为主，这些人并不是昂贵商品的主流消费群体。而体积大、分量重的商品不便乘车携带。这就决定了适宜销售的商品种类的有限性。如果商场太大，很难找到相当数量并合适在此销售的商品填满商场并获得相应的客源。

         华欣公司还设想要引入休闲服务和各地有名的小吃。目前在中国，休闲服务仍然带有相当奢侈品的性质，有名的小吃按华欣的定位应不是低价的。这二者更多地适合较高收入人群。此外，休闲服务还需要有时间来消受。而以中低收入为主的火车及长途汽车乘客消受不起太多的休闲服务和高定位的各地名小吃。火车及长途汽车对高收入人群来说，主要是用于短途，并还有不断增加的私家车在竞争这部分客源。为数不多的高收入火车及长途汽车乘客在车站通常是来去匆匆，不会在车站滞留很长时间。此外，除中转旅客外，一般旅客在车站所停留的时间都很有限，很少能有充分的时间享受耗时的休闲消费。而非火车及长途汽车乘客选择到拥挤、治安不会太好、停车不便且收费高、可能价格还不便宜（因这里的租金应不会低）的车站享受休闲服务和有名的小吃应不是理性的行为，因为这类休闲设施和有名的小吃在城里其他地方也不难找到。而华欣公司强调，要把郑州的市民吸引到火车站来品味开封小吃而不要跑到开封去吃，显然有些过于理想了。如果华欣公司有此想法，可另外择地并真做得好才有成功的可能。

         由以上分析可见，火车站地下广场的独立的商业价值其实并不大，尽管来往人流不少。但如果天助华欣，华欣真地开发火车站地下广场成功了又如何？答案是：公共利益就注定要受损。火车站地下广场真地火了，定是吸引了大量的人流车路。但现在火车站早已是人多车多，停车困难，再让华欣吸引来更多的不是来乘车的人流并带来相应的车流，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岂不更加拥挤？车站的基本功能是乘客上下车及相伴随的购物和消费，如果华欣火了，但让乘客更拥挤了，上下车更困难了，公共利益就将受损，而且这是注定的。

         到底应如何有效地使用火车站的地下广场为好？一个基本出发点应是，以让火车站、汽车站的基本功能得到应有的发挥是第一要务，也就是说，要方便乘客上下车并进行和旅行相关的购物和消费，所有的商业开发不能有违这个基本的出发点，否则公共利益就会受损。为此，笔者有如下建议：

         1、介于现在火车站已相当拥挤，尤其在春运期间，大量人流在寒冷的广场上候车，可否考虑将地下广场大部分空间改造用以候车？在技术上只要做一个地下通道和现有的候车空间相连接即可。这样，可减少乘客在广场候车，并可提高火车站的运行能力。

         2、介于现在火车站停车不便，可考虑将部分空间用于建地下停车场，甚至可考虑建地下多层停车场。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到火车站迎来送往的轿车会越来越多。而火车站建于私家车还是稀罕之物的时代，难免对停车空间的考虑有不周之处。事实上，现在火车站的停车已相当不便，将来更不乐观。

         3、在火车站地下候车室，适当建一定量的商店、餐饮甚至休闲场所，满足不同乘客的需要。也可考虑留出一定空间建商店、餐饮甚至休闲场所和站前广场相通服务于在广场候车的火车和长途汽车乘客。但有一点有注意，做商业策划时千万别指望有太多的非火车及长途汽车乘客专门跑到火车站地下广场来购物和消费。



（本文发表于《经济视点报》2006年3月9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