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明居

     《东方今报》东方财经周刊2006年1月12日发表两篇争锋相对的文章，争论“巩义，向东还是向西？”所谓向东，就是靠拢郑州，所谓向西，就是靠拢洛阳。乔家君博士主张向东，而张保盈博士则主张向西。通读二位博士的文章，知二位均是对河南区域经济颇有研究的饱学之士，只是思维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故认定“巩义，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命题。目前，虽然计划经济时代已成过去，但其影响仍然存在，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对肃清计划经济的影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在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和独立的个人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而不是政府

       首先，要明确定义一下何为“靠拢”？因为“靠拢”不是严格的区域经济学的术语。从两位博士的行文来看，“靠拢”应是指区域间经济联系趋于紧密，表现为资本、劳动、产品及服务趋于更多的交流。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决定资本和劳动的空间分布以及产品和服务的销售，包括销售的区域，尽管实际上并不能够完全做到，至少有做到的可能。然而，今夕是何年？是市场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在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和独立的个人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民营企业自不必说，即便是国有企业也有相当的经营自主权，劳动在目前也是比较自由的，包括就业的空间选择，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以及消费者的购买更是自由的，政府所能施加的影响很有限，至多搞一些不合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因此，地方政府想把地方经济往什么地方“靠拢”最多只是地方政府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对实际经济生活的影响有限。如果有哪个地方政府官员或学者认为，政府还能够影响地方经济向哪个地方“靠拢”，只能说明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而所讨论的巩义更是一个在河南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些企业要想和什么地方建立经济联系，包括投资，雇佣什么地方的人，买什么地方产品和把产品买到什么地方地方政府根本就管不了，也不应该管。

   乔博士首先认为，“行政隶属盖过一切”，认为政治上的联系决定了巩义与郑州市要优于洛阳市。如果这个命题放在计划经济时代也许可以成立。但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就要问企业家们和个人，在决定和什么地方发生经济联系时是否这种行政隶属关系很重要？就投资来说，资本是为利是图。行政隶属关系如果与利无关，就对投资的区域选择没有什么影响。张博士建议，巩义入洛。道理也是一样，行政隶属解决不了经济发展问题，除非有证据说明，郑州的制度环境和洛阳的制度环境有什么显著的差异，或巩义隶属不同的市能得到不同的政府转移支付，或诸如此类。

       二、巩义的经济联系是全国的，和郑州和洛阳的交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实，在讨论“向东”或“向西”时，还隐含着另一个错误。传统的区域经济学产生于运输成本相当高、信息交流不发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进行经济交流时，首先选择距离近的对象。比如，产品首先卖到距离近的地方，选择到距离近、了解的地方就业，投资也首先考虑近地方，不少生产力布局的最优模型的出发点是如何实现运输成本最小化。但当运输成本大幅降低、信息交流畅通的时候，运输成本早就不是区域布局的主要问题，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模型也很难解释很多经济的空间分布现象。现在，制度环境、经济上的互补等因素更多地决定区域间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

       就巩义来说，其产业带有相当强的资源导向，产品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销售，如铝、煤等，所需的机器设备也不一定来自郑州或洛阳。巩义外来人口不多，巩义人到郑州、洛阳打工的也不多。如果有一些人要外出打工，选择到沿海的可能性更大。巩义街上卖的东西也是来自全国各地。因此，巩义要走出去，既要向东，也要向西，而更多的是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向东”或“向西”只是其对外经济交流的并不是很大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讨论巩义向东还是向西意义不大。

       三、文化心理对经济交流对象的选择的影响有限

       张博士强调，巩义在文化心理上属于洛阳。即便论证无误，但郑州和洛阳的文化差异到底有多大？笔者判断，即便有一些差异也很有限，都是中原文化的范畴，能差到哪里去？说“巩义和洛阳血肉相连”，但从其论证来说，远没有到这么夸张的地步。退一步说，即便血肉相连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又有如何？改革开放初期，台商首选到福建投资，这其中文化认同、血肉相连都是可以用得上的解释，但后来纷纷到长三角，到了吴文化的范围，于是福建人抱怨台湾人不认老乡只认钱。其实，道理很简单，资本最认的就是钱，是利润，而不是乡情和文化，否则解释不了全球化。人们买东西最认的是价格、质量、服务，否则也解释不了日本车在中国卖得很火，而提倡买国货更多的是句口号。总之，经济活动认的就是利益。因此，即便巩义人对洛阳文化更认同，这对他们是否选择洛阳人做生意、选择是否买“洛阳制造”应关系不大。

       四、计划经济的思维还普遍存在

今天，大概已没有什么人认为自己赞同计划经济而不赞同市场经济，但计划经济的思维仍然存在，可能是潜在的甚至是无意识地。比如，有学者向政府提交一个区域分工的规划要政府落实。这些学者有没有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时代由政府来落实区域分工已基本缺少操作性？更何况是学者聪明还是市场聪明还不一定呢。江西省在想，我是应归在长三角呢还是应归在珠三角呢？这个命题和巩义向东向西命题相仿，也一个计划经济的命题。现在不时有一些省市领导找个地方开会讨论诸如，某三角洲几加几经济协作圈、或某城市几加几经济协作圈，像开国际会议似的。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由于涉及主权，故必须通过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协议来实现。但在一国内不具主权的地方政府谈论双边或多边协作应是中国特色。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对地方经济的空间走向的影响是有限的，这和计划经济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中部六省在争谁是龙头老大也是一个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思维。龙头老大应包含两层意思：“老大”是指经济规模或总量在区域最大，而“龙头”是指对区域其他地区的经济影响最大。一个地方能否成为龙头老大最主要的是看能不能带动周遍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这种带动地位是由市场决定的，不是哪级政府能赋予的，更不是谈出来争出来的。政府的各种规划中一直充满着空洞的口号也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在作祟。所谓空洞口号就是，政府提出一个目标，但没有相应的资源或具体政策来实现所提出的目标。对于上述这些现象，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计划拜物教”，以为政府万能，计划万能。



（《东方财经周刊》，2006年2月16日，题目改为《别用计划经济头脑看巩义发展方向》）

      国企改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块硬骨头。在实践上，还没有探讨出普遍有效的途径，在理论上更是混乱，尤其在“郎顾之争”以后。今天，我们要探讨，国企为什么要改制，又为什么难改？也许能为进一步的国企改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要讨论国企为什么要改制就首先要讨论国企生存之难。这里所论国企主要指在竞争性领域内的国企。直到今天，对国企改制的必要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产权问题：国企所有者缺位从而国企领导人得不到很好地监督，结果领导人便有了代理问题，工作不尽心尽责，甚至用国有资产谋取私利，导致国企普遍效率低下，在市场缺乏竞争力。这只是其一，其实还有其二，且少有论及。在竞争性领域，国企难以和民营企业直接竞争，即便国企领导人尽心尽责，从不谋私利。为何？在竞争性领域，国企的产品和民企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竞争，也就是只能卖大体相同的价格。国企要生存，就必须在成本上和民企相仿。然而，这对国企来说，是难以做到的。民企可以把工资压得很低，而国企难以做到。民企可以不付多少代价随意解聘工人甚至经理人员，而国企要解聘一名正式工人要支付一大笔钱来“买断工龄”，还要经过比较复杂的程序，还要严防上访或滋事，而解聘经理人员就不光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高层管理人员要经过组织部，因为他们是国家干部，不犯大错，不能随便解聘。民企的工作时间可以难以想象的长，可以不给工人交纳各种社会保险福利，但国企就不行。对企业特别有用的人才，民企可高薪聘请，使用可不拘一格，而国企薪金要按级别来，使用更强调资历，结果真正的人才不少流向民企。国企还承担相当多的和企业经营关系不密切的政治功能，如设置党团组织、政治学习和宣传、计划生育等等，这些都消耗企业资源，如果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不和，就更造成严重内耗，而民企的政治功能很弱，或有也较少耗费企业资源，比如党团组织活动主要在业余时间进行。结果导致国企在产品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成本上的劣势。

       因此，国企要想在竞争性领域内生存和发展，要解决的问题至少有二类：一类是国企领导人的激励和监督，一类是如何解决高成本问题。这两个问题均很难解决。而且，第二类问题如果解决了，则和民企所差也就无几了。因此，国企难以长时期在竞争性领域内生存，这便是国企生存之难。

       既然国企难以在竞争性领域生存，就要改制，但改制也很难。所谓国企改制，就是将国企部分或全部资产转为非国有，如由民间资本或外资收购。如果采取被收购的方式，这就需要一个资本市场来转卖这些国有资产，要有买家。

股市是一个市场，但这个市场作用有限。且不说国企上市公司数量有限，即便对一个上市国企来说，卖少了变为国有控股，经营管理跟过去通常差别不大。卖多了，股价不能承受。即使卖出大部分股份，如果只是一些分散的股民购买这些股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也很有限。在产权市场拍卖也有问题。无论是在股票市场还是产权市场，要改变国企经营就要有真正想通过购买国企最终以参与经营或获得经营权为目的的战略投资者才行，而且这些战略投资者本身是非国有的。然而，这样的战略投资者并不很多，相对于竞争性领域庞大的国有资产来说，任何民间资本和外资的购买力都有限，更何况收购国企通常还涉及到相当复杂的问题，操作风险较大。这就意味着，在国有资产的资本市场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不可能卖出好价钱。硬要卖，就只能卖个跳楼价，就一定会被指责为国有资产流失。至于不规范的操作普遍存在而且难以避免，又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即便是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大部分卖了，是否有足够数量的职业经理人来比原来的国企领导人更好地经营这些原来的国有资产也是问题，因为高水平的职业经理人也是希缺的，要在具有高度竞争性的企业环境中才能培养出来。

       既然国企很难普遍找到合适的买家，就不得不选择管理层收购（MBO）。但如果MBO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企改制是注定不会成功的。现在剩下的国企都是有一定规模的。如果现有的管理层能买下其中一定的比例并由此获得企业的经营权且资金由管理层自己出，不要问，至少这些管理层的主要人员严重涉嫌财产来源不明罪。如果国企老总是廉洁的，且通常应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员，应没有什么个人财产。把国企交给这些严重涉嫌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人来经营结果不会好到哪里去。如果由银行贷款给他们来买、且不可能有足够的担保，那问题也很糟：如果这些经理人把企业弄好了是自己的，如果弄砸了，根本不用承担多大的责任，因为承担不起。如此，必将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并激化社会矛盾。至于在经理人收购前，恶意不好好经营造成国有资产贬值从而有利于低价收购，则更难监督。

       从以上讨论来看，在中国大范围进行国企改制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很难实现我们所希望的，既能做到国有资产不流失，又可让国有资产和能经营好这些资产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相结合。然而，由于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生存困难，这个困难意味着国企改制拖不起，拖意味着以另一种方式国有资产在贬值，在流失。因此，谁都可容易地批评国有资产在以某种方式流失，而且所责备的流失确实是存在，但如果我们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防止流失，剩下的只能是找一种相对来说，流失得少一些、并以此为代价能换得国有资产这样一笔可观的社会财富通过改制能得到很好地经营，造福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者倒不反对在一定范围内MBO，虽然也知道问题很多而且很难克服，只是希望原来的国有资产到了管理层手中之后，千万不要因为来之太易就不珍惜，而是要真正把它经营好，以对得起它原来的所有者，全体人民

 

中国改革中的一大特色就是广泛和经常的试点，也就是就改革的某项新举措先在有限的地区或单位试验。有这样一些原因：

首先，对改革缺少把握。试点一段时间，如果发现效果满意就扩大试点范围或直接全面推开。如果不好，或放弃，或修正改革方案再试点。这样可防止一旦新体制出现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时，只在小范围产生影响而不会波及全面从而可以避免重大的损失。

其次，对试点缺少把握也和言论一时难以充分开放有关，这样难以对政府要推行的改革方案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言论不充分放开对政府来说也是把双韧剑。言论不充分放开，政府获得较大的决策自由，但也不容易充分吸收民智而避免决策失误。这时，通过试点不失为一个办法。而在西方，一项新制度的推行通常要经过广泛和公开的讨论，把所有可能的利弊都尽可能地考虑到，让各方利益能得到一定平衡，很少搞试点。

再次，试点还可能是政治妥协的一种产物。要在短时期内全面推进一项改革比较难以达成共识，而在局部试验一项改革则达成共识相对容易。办特区就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试点。如果今天我们回顾特区创办的历史，也许我们会注意到其中的一些历史人物个人的智慧和他们独特的历史作用。但仔细分析我们似乎也可以这么来诠释这段历史：在中国的改革中办特区有一定的必然性。特区所要推行一套市场经济制度是当时很多人难以接受的。如果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必将遭遇巨大阻力，可能根本就行不通。相反，仅在有限的地区推行这套制度，阻力虽有，但能够克服。当试点成功后，再在全国推广则阻力大为减弱，少部分人的反对也难成气候。

但通过试点推行一项改革有着一些内在的局限性，而这一点往往不为人们普遍注意到。

首先，通过试点所获得一项改革的成功并不能保证这种改革在全面推开后仍能够获得成功。这是因为，一项新制度在试点时有着制度上的相对优势，而一旦普遍推广，则相对优势就不存在了。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少部分国有企业实行松绑放权的试点，效果普遍较好。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企业有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当然对企业的经营有正面的意义，而另一方面在其它大部分国有企业还被计划束缚得死死的时候获得松绑扩权的企业有体制上相对的优越性，相应所能获得的市场机会也比较多。但如果所有国有企业都获得同样的经营自主权，则相对制度优势就不存在了，效果就不可能像局部试点时那么明显了。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特区试点。当全国都在搞计划经济的一套，唯独特区搞市场经济，当然会吸引整个世界的资源向特区聚集，大量年轻的、勇于改革创新的优秀人才涌向特区。于是，特区获得奇迹般的成功。这种奇迹般的成功既有市场经济成功的一面，更有巨大的体制相对优势的一面。如果有人看到特区试点的成功就以为如果把特区的体制推广到全国则特区奇迹就将在全国出现就过于天真和简单了，因为这时特区体制的相对优势已不存在了。难怪，继特区试点初步成功后很多地方政府圈地搞地方特区、甚至推行了比当时特区还特的更优惠的政策，但奇迹没有全面发生。

       第二，甚至有时好的试点经验在全面推广后，效果会大为不同。这是因为试点行为改变了环境，这个环境和改革普遍推广后的环境可能大不相同。我给这这一现象起个名字，叫“试点测不准”。还以企业松绑放权来论。当个别企业作为试点单位松绑放权时，领导和舆论把目光集中在有限的几个试点企业，因此试点企业的领导不敢做过分越轨的行为。但作为一种正常制度普遍推广后，没有领导和舆论特别注意哪个企业。这时，企业的短期行为就可能越来越强地表现出来，经营者损公肥私的现象也日渐普遍。从根本上来说，开始的试点单位和新制度普遍推广后实行新制度的单位是在并不相同的环境下运行。这就决定了，新制度在试点单位所获得的效果在新制度普遍推广后的效果是不同的。由此而来，如果把试点作为新制度的试验来论，意义就不大了。物理学上有“测不准原理”，强调的是测量必定要有仪器作用于被测量物。而仪器一旦作用于被测量物就影响了被测量物，因此测量就注定测不准，尤其在微观世界，此非仪器不精确之过。新制度通过试点来评价有严重的测不准问题，也就是试点本身改变了试点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和这项改革普遍推开后的环境是不同的，也就是改革的效果通过试点来评价一定是有误差的。

       第三，还有的改革措施注定通过试点来评价意义不大，因为局部试点时的市场环境和普遍推开后的市场环境大不相同。如出售国有企业，有成功的试点。通过出售部分国有企业，国家获得和国有资产等价的货币，企业经营也扭亏为盈，这可能是由于出售后的国有企业内部也有所改革，还可能有优秀的企业家加入企业经营。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可以全面推开这项改革措施并期待类似的结果普遍出现就错了，因为当出售有限的国有企业时，供给弱而需求可能较强，可以卖个好价钱。但如果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则就出现供给强而需求弱，只能搞管理层收购（MBO），往往卖的是跳楼价。而优秀企业家毕竟很少，当国有企业大量出售后大部分企业没有优秀企业家加入，还是原来的班子在弄。

       第四，先试点再推开耽误了改革的进程，特别是有的试点需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出结果，达成共识，如深圳特区实验搞了十几年才算有了定论。这样，必然影响好的新体制的时效性，导致改革进程缓慢，表现为渐近式。

       由以上分析可见，试点要有意义应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试点单位在试点时所面临的环境和这项改革措施广泛推行后实行新制度的单位所面临的环境基本相似；二是通过试点获得结果的时间不能太长。前者保证试点的结果有必要的广泛适应性，而后者使新制度发挥效果的时间不至耽误太长。否则，就应加强研究，充分开放言论，组织广泛的讨论和争论，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好的效果和问题充分估计到。如此，应是利大于弊。



（载《经济视点报》，2006年1月12日）

最近，一家在直布罗陀注册的Alvito公司向欧盟提交申请三个“NOT MADE IN CHINA”(非中国制造)字样商标。这在中国激起一片抗议之声，并有万人签名，抗议其对中国的歧视，对中国尊严的损害。其实，根据巴黎公约，含有国家字样的商标属禁止注册的商标之例，此外，如果被申请的商标违反欧盟的根本价值观念和经济与社会利益,则此一商标申请可能会被认为是违法的,再加上中方的强烈抗议，因此这个商标注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相信，这个商标的申请者应该是知道这个结果的。如此在我看来，申请注册更多的是一场恶作剧。对申请者来说，重要的不在于申请是否能成功，而是在于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对“中国制造”说了声“不”而已。

对此，我们应如何应对？

先要定性正确：我们应对的是一场恶作剧。不要说，这种挑衅性的行为难以成功，即便商标申请成功对中国的对外出口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也不可能因一件商品因贴上“NOT MADE IN CHINA”的商标就好卖了，更不会因此就能够挤掉中国的市场。另外，我们还是应相信一回有良好文化修养的广大欧美人民对这种低级的手段不会有太多的人给予掌声。相反，如果我们太过认真到可能有失泱泱大国的身段，正中他人下怀。表示一下不齿应是恰倒好处。当然，反思一下我们自身也并非毫无必要。

首先要认识到，这种恶作剧所表达的情绪有一定代表性，在欧美，对“中国制造”说“不”是有一定市场的。事实上，随着中国加入TWO，中国的贸易摩擦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当然，首先要对此负责的是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对西方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一要沟通，二要斗争。沟通，就是要让西方的民间和政府充分认识到，中国出口对西方福利改善的意义。斗争，就是要根据WTO的章程，如果对方的贸易保护主义违背了章程就要采取措施要求改正。

其次，我们还是要客观地评估一下中国某些产品对一些国家的大量出口可能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比如，突尼斯总理说，“我们对中国非常敬佩，同时也非常害怕。”“你们太厉害了，突尼斯主要出口产品是纺织品，每年出口40亿美元，就业人口20万，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10。今年1月1日，纺织品配额取消。你们的纺织品把我们打垮了，我们怎么办？”对于这样的国家在出口纺织品时，是否应“手下留情”？是否应该给人家一个生产转型的时间？

第三，中国出口产品主要以低成本、低价取胜，但这个低成本、低价是否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我以为，至少有下列几方面需要反思：

1、低工资。中国工人的工资太低。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劳动市场，劳动力量太弱、缺少有效的工会集体谈判、甚至地方政府保护，而资本力量太强且受到地方政府支持。这种劳动市场条件导致了中国工人工资太低。如果因此挤掉西方国家工人的饭碗，其实，结果是双输。为何我们也是输？我们输在，如果国内工资太低而资本积累太多，必然造成生产过剩，内需不足，资源浪费，又不得不依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如果工人工资适当提高，内需增加，国内生产和消费就可趋于协调，而对外也不会导致给进口国太大的竞争压力，这正是双赢所在。

2、高污染。我国的污染无论是从绝对水平来衡量，还是和发达国家比较，都应称之为：严重。中国出口产品中不少也是在生产过程中造成大量污染的产品。由于我们在治理污染方面投入少，尤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产品的成本也就低了。在这方面，我想我们情愿在治理污染方面投入多一些，不妨产品价格高一些，少出口一些。

3、高资源消耗。一方面，我国由于技术和管理水平较发达国家低，资源消耗和能耗本来就高，如果再选择资源能源消耗高的产品出口，则资源和能源消耗更快，既造成国内资源和能源的严重短缺，也导致国际市场相关产品的价格的上涨。对于这样的产品，我们不妨适当减少出口。

4、汇率形成的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低。中国大量贸易顺差，外汇储备逐年增加，而汇率长期波动很小，政府在控制汇率应是不争。这导致人民币的价值低估，出口是增加了很快，结果增加的美元主要是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并没有对中国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还成为增加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一。人民币低估意味着什么？既意味着多出口，也意味着我们生产出的产品本来可以卖个好一些价钱，但贱卖了。如果中国特别需外汇时，倒也有可理解之处，但现在中国，我以为，外汇是太多了，根本就花不掉，再贱卖出口品换花不完的外汇已失去意义。

5、出口退税。我国出口退税的政策的实施有一定的背景。在改革开放初，中国现代化建设急需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因此急需外汇。为了获得外汇，国家鼓励出口，甚至给各地方、企业规定了创汇指标，以至有的地方为了完成创汇任务，赔钱出口。但现在中国早已不缺外汇，再实行低价出口早已失去意义。如果我们至少减少出口退税，政府可减少财政负担，出口产品的价格可上调，贸易摩擦可减少，而中国的出口的减少并不会很多，因为现在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的价格比发达国家同类产品便宜很多，有相当的涨价空间。

6、外资的国民待遇。中国的出口中的超过50%为外资、中外合资企业所生产。这些企业不仅享受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且享受了中国的超国民待遇，从而支持了这些企业能够低价从中国出口产品。如果我们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这对提高这些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有正面的作用。

7、质量信誉。我们出口产品的质量甚至信誉是否也值得反思。据美国海关的数据，2003年，在美国口岸被查获的假冒产品中，来自中国的产品占了66%，远远高于居第二位中国香港的5%和第三位墨西哥的4%。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中国制造”做成一个优质产品的品牌，如果有人在其制造的产品上标上“NOT MADE IN CHINA”就等于不想让自己的产品卖好？

8、知识产权。国际社会多有人认为，“中国制造”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还十分严重。我们怎样才能让国际社会改变这种看法？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制造出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

今天国际贸易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以美欧发达国家手中。虽然中国已加入WTO，但不少发达国家还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当不断传来中国又有新的商品遭别国惩罚性关税报复时，我们能做的更多的是抗议，因为我们有软肋，这就是上面提到的问题。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今天，我们提出建设“国际和谐社会”，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责任和对世界的贡献。但中国要真正在国际上成为建设“国际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对上述问题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也将是我们对“NOT MADE IN CHINA”最有效的反击。 

     2005年5月笔者在济南的一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演讲谈农村问题，预言2005年农产品价格可能会下跌。结果不幸言中，根据“中国粮网”，2005年主要农产品价格下跌。2005年提出预言的根据是，2004年中央推出的两项重要的支农政策：最终取消农业税和种粮直补。为什么这两项旨在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有可能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从而有可能不能提高农民收入呢？下面作个理论分析。

一、减少农民是解决中国农民相对贫困的基本出路

       农业收入在全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农业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之比 [（农业收入/全部国民收入）/（农业人口/总人口）] 决定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中的相对经济地位。我们将这个指标称为农民相对收入比重。根据《2003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民相对收入比重呈现一个基本下降的趋势：从2001年到2003年稳定在25%水平，2003年和1989年相比，这一指标低约10个百分点。现在，占全部人口约60%的农民只生产出15%的GDP。如果农民收入和城市市民收入相当，这一指标要达到100%。由此可见，农民收入相对水平之低以及提高农民相对收入水平之道路遥远。

显然，要解决中国农民相对于城市市民的相对贫困问题，从理论上来分析，要么减少农民的人口比例，即提高城市化水平，要么提高相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超过工业和服务业，从而提高农民相对收入。第二条道路显然有困难。数据显示，工业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一直显上升趋势，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一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基本持平。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可能农业技术的进步通常要比工业慢，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劳动力很廉价，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比较昂贵的先进农业技术难以普遍推广。这样，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第一条道路，即减少农民，提高城市化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减少农民是解决中国农民相对贫困的基本出路。

   二、矛盾的支农政策

       为了让农民尽快脱贫致富，政府正设法帮助农民，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最终取消农业税和种粮直补等等。下面，先对这两项支农政策做一讨论。

       （一）降低并最终取消农业税

       减免农业税之前，村一级集体支出是按农业税20%的标准向村民征收获得来源，农业税是乡镇一级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一旦取消农业税，村一级将机构陷入财务危机，除非政府对村一级机构的收入来源作出其他安排。现在的安排是，由县财政支付村一级机构的支出。但目前河南乃至中国相当数量的县是吃饭财政，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严重赤字，根本无力支付如此庞大的支出。即便县政府有一些“闲钱”，也要用在县城和其他用途上。县城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作用巨大。现在，现在不少村一级机构因缺少收入而出现无人管事的状况，甚至陷入瘫痪，其中最直接受害的那些“五保户”。就目前中国农村来说，村一级机构有一定的必须要履行的职能，为村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如果村一级机构处于瘫痪的状态，村民的很多事情无人操心、无人负责，一些必须的公共支出无处开销，则问题很严重。如果再以别的名义向农民征收税费来维持农村公共产品的支出，则降低或取消农业税的意义将大为降低。如果主要由城市纳税人支付农村的公共产品的支出还将导致资源的扭曲配置，也就是，过多的资源配置到农业，而过少的资源配置到工业和服务业。

       （二）种粮直补

       种粮直补当然可以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现在的问题是，实行种粮直补会不会导致农民过多种粮从而重新出现卖粮难的问题、甚至粮价下跌？经济学上的一个经典问题：谷贱伤农。由于对粮食的需求缺少弹性，当产量大幅增加将导致粮食价格大幅下降，且价格下降的百分比超过粮食产量增加的百分比，从而收入下降，农民将再度面临卖粮难，卖不出好价钱。这将和政府通过种粮直补来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大相径庭。如果到时由政府按保护价收购粮食，则将导致政府的巨大财政负担，并可能导致粮食储备过多而造成巨大浪费。如果政府通过直补来刺激粮食生产从而保证粮食安全，暂且不说代价太大，其必要性也是值得反思的。中国幅员辽阔，每年虽有自然灾害，但通常不会是全国性的，这就已经为粮食安全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更何况，国际市场虽然不能提供中国粮食的主要来源，但提供一种补充应无问题，从而可保证中国的粮食消费的基本需求。此外，粮食生产周期并不长。在南方，只有半年甚至更短。如果发现粮食市场出现供给不足，应能及时作出调整，而不至于导致长时间的粮食短缺。

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值得讨论：在粮食生产方面，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市场？粮食生产对市场的反映也是敏感的。过去当政府强制农民种量而收购价格较低时，农民就抵制，甚至撂荒，结果导致粮食产量持续下降。2004年当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并对粮食生产实行直补时，粮食生产就增加。因此，如果粮食产量不足时，价格上涨，以我们目前的知识和获得的经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粮食产量不会增加。我们唯一要放弃的也只是，粮价的稳定。但这是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至于粮价波动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早已不重要。粮食的买者主要为城市居民。现在用于粮食的支出占城市居民全部收入的比重也很少了，一定的粮价波动不会对居民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更何况，价格波动的商品很多，几乎没有不波动的。为什么政府就不能允许粮食价格的波动呢？通过粮价来调整生产和消费是有效的。我们唯一要放弃的也只是，粮价的稳定。但这是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至于粮价波动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早已不重要。更何况，价格波动的商品很多，为什么政府就不能允许粮食价格的波动呢？

       以上两项支农政策除了以上问题外，有一个共同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政策在增加农业对农民的吸引力，鼓励农民继续`当农民，甚至可以把已经脱离农村的农民工又吸引返回农村，而且是用全纳税人的钱。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已经出现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返回农村务农的问题，结果导致不少地方出现民工荒这种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当然，城市长期受益于农村，现在反补农村本也有其正当性。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用合适的方式帮助农民吗？

       目前农村人多地少，城市的农民工回乡增加农业劳动力并不会因此大幅提高农业产量，包括粮食产量。即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了农民并不能因此增加收入，因为粮价难以大幅提高，甚至可能大幅降低。国家对粮食收购的增加也是有限度的，这里既有可能性问题，更有合理性问题。但农民却增加了，或农民减少的速度放慢了。这可能导致农民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社会中所分得的份额继续降低，处于更加的相对贫困化。通过以上经济学的分析，我们担忧，从长期来看，降低农业税和种粮直补有可能和制定政策的初衷并不一致，是矛盾的支农政策。

       三、减少农民，把农民推拉进城

       面对农民，我们面临支持农民和减少农民的两难选择。现在农民生活状况普遍不好，需要得到帮助。但直接帮助农民的结果，如实行的种粮直补、最终取消农业税，又在鼓励农民留在农村，可能从长期来看，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相对贫困。

       在权衡这两难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农民必须要减少，但农民脱离农村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的农民脱离农村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十五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初，经历了三百多年掠夺农民土地的过程，即“圈地运动”。大地主和农场经营主把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并且拆毁和焚烧他们的房屋，把土地变成农场。结果逼得广大农民背井离乡到处流浪。为了把农民赶进工厂，国家还颁布了各种血腥法律，用鞭打、监禁、以至处死来禁止农民流浪，强迫他们成为雇佣劳动者。从1509年至1547年，被处死的达2万7千人。

       当然，这段历史不能直接用来比照今天的中国农民，但也有值得注意的相似之处。最重要的一点是，普遍说来，农民对离开农村是有抵触的，往往是不主动的。在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所受教育也比较少，对外界事物包括城市生活缺少了解，也缺少城市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经验，加上在城市来自政府政策和城市市民的歧视，以及在城市就业的风险及生活压力，不少农民往往选择在农村得过且过，不轻易离开熟悉的农村。只要农村收入稍有改善，他们又会选择回到农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减少农民要连推带拉。其基本思路是：推农民出村，就是在农村不再采用非市场化的政策措施鼓励农民继续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由市场决定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包括农村劳动力；拉农民进城，就是在城市制定鼓励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的政策措施，尽可能并尽快消除农民进城就业（包括创业）和居住的制度障碍。

       这里有一个如何平衡农民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问题。把重点放在照顾农民短期利益，则就实行对农业生产直接补贴或类似的其他政策，结果将导致农民不愿离开农村，不能解决减少农民这一根本问题。而且，农民短期受益的时间也不会太长。降低并最终取消农业税以及对向农民收费的严格限制，可能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大量减少。这一点笔者在农村调查中得到一定证实。现在农民严重缺少公共产品和服务，农民兴修水利、农田整治、改善道路等都很难进行，村组织机构的其他必要的服务也不到位，其重要原因是村缺少公共财政。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消费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如果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收到效果，前面已经分析，农民能否增产并增收是一个问题，很可能不增收，或增收甚微。然而，如果对农业生产没有必要的支持，就可能出现前几年已经发生的，农民收入连续几年下降，城乡收入进一步加大，但这又加快农民离开城市的进程，提高农民减少的速度。这样，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同时，还可能获得在城市工作的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

       笔者主张，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应从根本上入手，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推农民出村，拉农民进城。在短期，农民要遭受一段时间的艰难，但这种艰难是农民走向新生的一段阵痛。对此，我们很难有别的选择。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讨论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因为今天中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人与环境不和协，人与人不和谐。人的不和谐又表现为，劳资关系不和谐，城乡关系不和谐，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关系不和谐，医患关系不和谐，学校和学生及家长关系不和谐，矿主和矿工不和谐，农民工的工资普遍被拖欠已不再是新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导致不和协的原因很多，本文讨论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对社会不和谐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产生主要由上级领导决定，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首先对上级负责，其次才是对治下的民众。而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首先是GDP。虽说这几年强调其他方面多一些了，但以经济为中心没有根本的改变。而要发展经济就需要资本和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相对来说，资本是稀缺资源，而劳动富裕，尤其是体力劳动。资本和劳动是一对矛盾，存在着内在的冲突，马克思对此早有论断。当这对矛盾尖锐时，地方政府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首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多地站在资本一边。这一博弈的结果早被资本认识到。有老板说，我们怕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怕市长，而市长怕我们，最后，老板们就不怕监察部门了。在和劳动发生冲突时，资本往往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比如实行低工资甚至恶意拖欠工资，低劳动保障，高劳动强度，长工作时间等等。而劳动也认识到这一博弈的结果，往往更多地表现为忍让和屈从或偶尔采用一些过激行为表示反抗。其实，中国现在普遍存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不断报道的矿难在相当程度上是资本和地方政府共谋的结果，至少也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城乡关系不和谐至少地方政府也是重要的原因。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数据，现在大体上60%的农民只生产出15%的GDP。农村受城市政府领导，农民对经济发展的这点贡献要想让城市政府重视农村也很困难。所以，农民无论留在农村还是跑到城市，总是带顶弱势群体的帽子。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歧视甚至可以是文件化的，这在当今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少有。地方政府的歧视政策进一步让农民边缘化，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从而不和谐，地方政府也是重要的原因。区域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要求资本和劳动在空间上按收益最大化的原则自由移动，产品根据价格选择最佳的销售地。而地方保护主义从来就是这种生产要素和产品自由移动的天敌。地方政府尤其是相对发达地方的政府首先限制外来人口自由迁徙到本地区，对属于人才的则限制其迁出。地方国有企业极少到外地投资。在产品市场的地方保护更是到处可见。

医院和学校的高收费，地方政府也有一定责任。医院和学校多数是地方国有。既然政府选择了医疗和教育的非市场化导向，就要求地方政府给予充足的投资。但医院和学校并不能直接并在短期内创造GDP，地方政府也就很难予以实在的重视，至少远不及修路盖楼来得重视。

环境的恶化，地方政府也同样有责任。环境保护和GDP存在一定的矛盾。环境好坏不容易量化，也不是上级政府首先考量的政绩指标，而GDP是实实在在的首要考量的指标。当面对高污染但能生产高GDP的企业的时候，地方政府往往是迁就GDP，哪怕污染让周遍的市民无法正常生活，哪怕市民的健康状况在普遍下降。

因此，当今社会并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的失衡。我们可以指责市长的良心，但制度安排更多地决定了市长们的选择，相信绝大多数的市长们良心并不坏。如何让地方政府成为一个平衡的政府？

正像国际关系的和谐来自于国家间的力量均衡，一个社会的和谐也同样需要各阶级、阶层、地区民众间的力量均衡。如果把利益冲突的群体之间的矛盾交由第三方来代表，即便暂时实现的均衡和和谐也是脆弱的。

我们先来考察以下西方和谐社会的建设。西方也同样存在劳资及各种利益群体以及人与环境的矛盾。就劳资关系来说，劳方在经济上也是处于弱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劳方并不算弱势，这是由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决定的，因此西方工会的政治力量是强大的。这样，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综合起来，劳资矛盾出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导致社会不会出现过度生产或过度消费，衡量收入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一般不会很高，通常要比中国的低。西方的环境的治理也和这种综合力量的均衡有直接的关系。资本为了利润天然有不顾环境污染的倾向。但政府是公民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这样，要么现任政府强制资本治理环境，要么现有政府被重视环境的政党所取代。

因此，中国要想建立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不是指望政府来代表所有的民众并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是要设计一种机制，使得各阶级、各利益群体能够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表现为政府对社会各阶级、各利益群体的利益的综合考量，从而成为一个均衡的政府，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这就需要加强民主制度的建设。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有这样的效果：经济上处于强势地位的阶级或利益群体在人数上必然是少数，在政治上至少在选票上处于弱势；相反，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阶级或利益群体在人数上通常是多数，在政治上至少在选票上处于强势。经济力量和政治量力的综合平衡能够达到社会各阶级和利益群体的势均力敌，从而社会趋于和谐。如果社会中还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在利益上比较中立，比较温和，比较理性，则和谐社会更容易建立。

这应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



（本文发表于《经济视点报》2006年1月26日第8版  题为《政府行为与和谐社会》） 

今年“两会”期间，房价高企是一个热点问题。不少代表献言献策，网络上也有各种不同声音在讨论。在这些声音中，不少要求政府干预房价，有的甚至要求政府限制房价。应该承认，每一种声音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政府真地限制房价会有什么结果？这让我想起了两个关于限制房租房价的经典案例。不妨先回顾一下这两个经典案例。

先说一个不限制房租房价的案例。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大地震，无数的房屋被摧毁（房屋供给减少），但人到死得不多（对房屋的需求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照道理，旧金山应该发生严重的房慌。一个多月后因地震停刊的一些报纸复刊了。但有趣的是人们注意到，要求房屋出租的广告居然多于求租的广告，当然租金不便宜。那么，这些房子哪里来的呢？首先，政府没有对租金进行干预，结果租金高企，于是不用政府动员，居民纷纷把平时不用的客房、车库甚至客厅腾出来用于出租，而一部分人发现旧金山房租太贵，纷纷离去。（这里，没有中国式的户籍限制也很重要）很快高房租以及高房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到旧金山来建房。而房价及租金也随着住房供给的增加而也不断下落。不久，人们已看不出不久前这里曾发生过大地震毁掉很多房屋。

再说一个限制房租的案例。1946年，法国巴黎租一个房间的价格只要1美金（1946年价格），一家六口的典型租金约等于11包香烟的价格。房租低于收入的4%，通常是1%左右。之所以租金这么低是政府出于好心，怕居民租房的负担太重，规定了房租的上限。此外，还规定辅助措施：保护现住户，不准任何人剥夺房客住的权利。否则，要么房客被房东赶走，要么和房东订房租秘密协议，把租金提到府规定的上限以上。但问题很快出来了：由于对房客的保护，没有任何房客愿意让出房子。1946年以前的12年，巴黎没有一幢新建的房子。既有的房子极为破旧：82%的居民没有洗澡设备，一半以上的住户要外出找洗手间，五分之一没有自来水。有人问，为什么不盖新房子？回答是，除非房租提高10倍，否则收支不能平衡。那为什么不废除房租管制？那一定遭到全国房客的反对。

以上两个经典案例的启示已很清楚：政府限制房价不算上策。对房价的限制极可能导致住房供给的短缺。其实，这方面中国也有很经典的案例。回顾一下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低房租，结果没有多少单位愿意建新房，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是负担，少数单位建的少量房子也远远供不应求，老百姓住房是越住越紧张，紧张到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近乎不人道的地步。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不再对房价做限制，另一方面，开放民营资本投资房地产，才有了今天房地产的繁荣，人们越住越宽敞，越住房子越好。

当然，政府在限制房价方面并非一无所为。首先在土地供应方面。政府供应的土地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直有争论。地产开发商说少了，而政府说不少。我以为，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地价。现在有的城市地价动辄四、五千以上。地价反映了供求关系。这么高的地价更多地反映的是供小于求。政府不妨增加一些土地供应，为了怕地产商过多囤积土地，可以采取限期开发的措施。到时间不开发，就按原价收回，再加20%的罚款。国外一般地价占房价的三分之一。我们能不能做到每个城市最便宜的房子的用地成本占房价的三分之一？可不可以将之作为一个控制性指标，如果达不到，政府就增加土地供应。还有一个导致地价和房地产价高的因素，也是地产商时常抱怨的，就是政府官员腐败寻租问题，据说这占据地价相当比重。相信地产商所言不虚。如果政府能在此方面有所作为，也是一个让房价降下来的好措施，但这要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方能作到。希望这一因素能够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之一，而且这一改革符合地产商和广大购房者的共同利益。

现在不少城市的空房率已经不低了。如果城市政府不把土地供应作为维持房价和地价的手段，更多地从公共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是高地价受益者的自身利益出发，逐渐加大土地供应，房价下跌应是可期待的。此外，坊间还有抱怨，说地产商开发的房子，面积太大，标准太高，不是为穷人盖的。这可能也是房价高企的原因之一。对此，我到不主张政府直接去盖所谓经济适用房，因为弊病很多。我注意到，现在一些开发商已有所改变，小户型的房子开始增多了，而且卖得不错。相信市场会慢慢告诉地产商应该盖什么样的房子。如果地产商们大多开发高价房，肯定有卖不掉的时候，而且可能就快了，到时候，会有地产商明白过来，该为穷人盖房了。



（本文发表于《经济视点报》2006年4月13日第7版） 

胡锦涛总书记在刚刚结束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建创新型国家。其实，中国追求科技已有百余多年历史，向前可追溯到五四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再往前则有洋务运动。然而，中国的科技道路并不顺畅。到今天，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位，居中等偏下水平。其中，对外技术依赖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中国给世人留下印象更多的是“世界工厂”。

我们今天要审视创新，要探索到底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创新。

先审视一下现在比较公认的世界上的创新国家，并不多，只有20个，几乎全部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高度成熟的国家。这是重要的线索。其实，早就有人注意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技发明来自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的国家。为什么？

在市场经济，竞争要求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也是资本最基本的冲动，这就要求企业挖掘一切利润空间，否则就将处于竞争劣势。而创新是最重要的利润来源，这就解决了创新驱动力的问题。所以，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并获得发展的企业必然重视创新。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上，企业远离竞争，也缺少利润的冲动，往往不重视创新。就中国来说，过去国有企业技术管理几十年一贯制的原因首先在此。直到今天，国有企业仍然不是创新的主力，而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在科技方面的支持要远远多于民营企业。这和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市场垄断力有直接的关系，使得国有企业不直接面对市场竞争，从而减弱了其创新的冲动。

发达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也能为创新提供比较好的外部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因创造利润而产生对某种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通常供给也会同时被创造出来参与利润的分享。风险基金就是这样的一种发明，其本身也是重要的制度创新。而在民营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达的条件下，很难产生出民营的有效运作的风险基金，而国有的风险基金往往很难克服低效的毛病从而对创新活动给予有效的支持。创新所需配套的产品和服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通常也能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而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整体技术和服务水平往往偏低，配套的产品和服务往往跟不上，有时会有某项尖端的技术出现但生产不出好的产品来。比如，中国也出现过计算机的某项指标领先的时候，但制造不出一流的计算机。

创新往往是一种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活动，创新的结果更多地表现为知识，这要求对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从而利益给与有效的保护。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从保护私有产权开始的，而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从剥夺私有产权开始的。中国还有一些特殊性，古有“偷书不算偷”的说法，近有批判知识私有的历史，还有被列强侵略掠夺过的历史。当一些中国人使用西方盗版时，心里是坦然的，这种坦然来源于要求西方偿还历史旧账的心理。但这是把双韧剑：用西方的盗版虽便宜，这种理念很容易延伸到国产的知识产品，于是很难建立起充分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文化氛围。

创新需要创新的文化作为基础。儒家文化强调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对权威服从的强调必然在客观上鼓励守旧而非创新。而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至少是硕士研究生阶段仍是应试教育为主，宣传教育强调保持一致多，强调怀疑批判少。霍金说，科学的基本态度是怀疑，科学家的基本精神是批评。在这方面，政府也处两难境地：过分强调怀疑批评，必然导致改革压力增大，而现在政府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做好必要的改革准备，还可能加剧已经有些严重的信仰危机；限制怀疑批评，又妨害创新。而创新活动之所以更多地发生在民主法制的国家，这和这些国家从教育开始就鼓励怀疑创新有关，而法律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也是不争的事实。

创新需要政府支持和投入。创新，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存在着相当的外部性，也就是说，创新活动的收益并不完全是创新者获得，相当一部分收益是由没有为创新付出的人获得。在基础研究方面外部性最强，成果为全人类共享。应用技术方面，也存在相当的溢出效应。如果所有的创新活动由民间来投资，其产量必然很小，尤其在基础研究方面，这就要求政府为创新的溢出效应买单。因此，政府在科技方面要有所投入。凡创新国家，政府的科技投入均不低。此外，创新存在着风险，如果由民间投资，因惧怕风险，产量也会较低，这也要求政府的投入，用全纳税人的钱为某些个人和组织从事创新活动分摊风险。

当然，政府对科技事业的投入也是把双韧剑：政府花钱向来有效率低的问题，而且往往还伴随着腐败。因此要研究政府对科技投入的界限和方式，而不是盲目认为政府投入越多越好。最好要鼓励企业对技术创新多加投入，要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创新理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比特1912年提出创新概念：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组合，包括开发一种新的产品，从用一种新的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或者控制原料或者半成品一种新的来源，以及实行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现在有人把创新分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不要一提创新，就局限在技术发明，很多人可以参加到创新中去。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中国农民做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

通过以上对创新的审视，我们有如下见解：要建创新型国家，要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法制，要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论是国产的还是西方的知识产权，政府要以合适的方式支持创新活动，尤其要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予更多的支持，要改造我们的文化，要在其中注入更多的怀疑、批判从而创新的成分，由此，要改造我们的教育，要克服应试教育，增加创新的教育。有了创新的教育和文化，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创新，由此，离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就不远了。

（本文发表于《经济视点报》2006年2月9日第7版） 

         2005年在一次“河南发展高层论坛”上，我曾演讲，题目为“改善投资环境的关键在于规范投资环境”。2006年1月26日《经济视点报》发文，介绍固始县委书记郭永昌的超常思维，大标题为“只做环境不招商”。读后感到郭书记的思维确有超常之处，拍案叫“大悟之言”，和我的看法有颇多相通。 

河南的投资率长期以来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实现中原崛起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吸引投资是关键。现在几乎各级地方政府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招商引资方面，而且往往是主要领导亲力亲为，这在发达国家少有。地方政府重视吸引投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的，但成效并不理想，这一点郭书记与我有同感。我以为，其中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缺少规范，如用郭书记的话来说，当是“环境没有做好”。具体表现在：

1、招商引资的批准程序不够规范，往往需要通过投资方和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个别谈判，缺少专家和公众的参与，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公众利益的投资。有的领导有可能为了吸引投资随意作出承诺但又难以兑现，势必影响后续的投资和其他的投资。

2、由于通过个别谈判决定投资的批准，批准的随意性较大，这比较容易出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投资方利用地方政府领导招商引资的迫切心态而要价过高，这可能导致地方利益受损并可能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性；二是，地方政府官员可能利用自己较少受到限制的审批权力进行寻租，导致政府官员的腐败。而政府的腐败本身又成了招商的大敌。

3、土地审批和地价的随意性，其后果导致严重的土地资源的浪费和投资者获得土地条件的不公平性，由此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公平并很容易导致土地审批中的严重腐败问题。

4、地方税收的随意性。现在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投资，不顾国家有关税务的法律和相关的规定，竟相不遵守税法的有关规定，擅自降低一些地方税的税率，有的名其曰：“进一步加强税源经济建设支出”。其结果，往往是相互竞争的地方“共输”。

5、不利于企业改善经济管理。当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存在着巨大的弹性时，包括土地价格、地方税收方面，有可能导致企业花费太多的精力放在对政府官员的公关上，希望获得更多的优惠待遇。

一个地方政府到底应如何有效地吸进资本投资于当地？郭书记强调要“做环境”。我认为，这里的环境首先应是制度环境。

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加以深入的讨论。从二次大战后的全球经济发展来看，大体上比较好地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经济能得到较快的发展，相反，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则经济增长较慢。从我国的改革实践来看，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面的地区通常经济发展得快；反之，则慢。相对来说，地区资源禀赋及区位条件已居于次要地位。吴敬琏更是强调，“制度重于技术”。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要点值得关注：

1、要认识到规范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对外来投资者来说，尤其是那些希望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来谋取投资收益的投资者来说，（不妨称之为“好的投资者”，当然对贪官来说未必是好）更希望看到一个更为公正、透明和规范的投资环境，而不希望看到太多的人为性从而不确定性。如果一项投资需要大量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公关而结果又不确定，则为了减少风险，就可能减弱投资的意向，尤其是外地的、且缺少和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特别关系的潜在的投资者。要注意到，现在沿海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规范性已大为改善。如果河南在这方面起色不大，则河南的招商引资难以上大台阶，投资率将可能进一步降低。

2、要制定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的政策，规定投资的限制和不限制的界限，做好城市规划，公开批准的条件的程序，并严格按照执行。尽量减少一事一议。政府的主要领导只对重大的、特殊的投资项目进行专门研究和决策，可能还需有公开听证程序。这样做，可能因缺少投资的灵活性而不能吸引到某些投资，但可大大减少潜在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可在更大范围吸引投资，而且往往是“好的投资者”。这类投资者可能更喜欢规则而非对政府官员的个别公关。

3、要进一步规范土地审批，要求地方政府向社会公示土地出让的条件，包括面积、价格等，接受公众监督，从而可较为有效地防止土地转让过程中的不恰当的行为，有效建立公平公正的土地市场。

4、要严格地方税收的管理，严禁地方税务部门任意降低税率。要建立有关责任制，包括对地方主要领导和税务部门的主要领导的责任制。上级税务部门要组织相互竞争的地方的下级税务部门相互检查。

就目前河南来说，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普遍不规范，像固始这样懂得从做环境着手招商的地方尚少，如果一些地方政府能去掉一些招商引资的急躁情绪，静下心来从做环境开始招商及推动区内资本的投资，可得招商引资的先筹。如果河南省的许多地方政府有此见识，河南省在招商引资方面可望走在中部先头，至少在制度环境方面已有了和沿海发达地区相一致的意思了。固始只做环境不招商，却招来大量商人来投资，此甚值得回味。



（载《经济视点报》2006年2月23日第8版，改题为《“只做环境不招商”值得回味》） 

  一、利益群体力量不均衡是社会不和谐的直接原因
    今天的中国存在诸多不和谐：劳资关系紧张、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且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城乡及区域差距也进一步拉大、频繁的矿难、民工工资普遍被拖欠，如此等等。这种社会不和谐的后果首先是，不和谐关系中弱势的一方遭受不幸，从而可能引发种种社会冲突，最终也将导致强势的一方利益受损。因此，建设和谐社会是整个社会实现共赢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建设和谐社会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主题。
    社会不和谐的直接表现是利益群体的利益冲突。这里的利益群体包括不同阶级、阶层、地区民众及其他有共同或相似利益诉求的群体。每个利益群体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可能存在利益的冲突。资方想利润更高，而工人想工资福利更好；城市和乡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都想获得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如果在利益存在冲突性的关系中有一方处于弱势，则利益受损，甚至成为社会极度困难的群体。这时，社会不和谐就出现，并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因此，利益群体力量不平衡是社会不和谐的直接原因。
    二、失衡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能解决社会和谐问题吗？答案是，有相当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失衡性。到目前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产生主要由上级领导决定，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首先对上级负责，其次才是对治下的民众。而上级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首先是GDP。虽说这几年强调其他方面多一些了，但以经济为中心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而要发展经济就需要资本、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相对来说，资本是稀缺资源，而劳动相对富裕，尤其是体力劳动。资本和劳动存在着内在的冲突，马克思对此早有论断。当这种冲突尖锐时，地方政府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首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多地站在资本一边。这一博弈的结果早被资本认识到。有老板说，我们怕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怕市长，而市长怕我们，最后，老板们就不怕监察部门了。在和劳动发生冲突时，资本往往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比如实行低工资甚至恶意拖欠工资，低劳动保障，高劳动强度，长工作时间等等。而劳动也认识到这一博弈的结果，往往更多地表现为忍让和屈从或偶尔采用一些过激行为表示反抗。其实，中国现在普遍存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不断报道的矿难在相当程度上是资本和地方政府共谋的结果，至少也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城乡关系不和谐至少地方政府也是重要的原因。现在大体上60%的农民只生产出15%的GDP，农民群体的经济地位相当弱。农村受城市政府领导，农民对经济发展的这点贡献要想让城市政府重视农村也很困难。在政治上，农民连个形式上代表自己利益的农会也很难成立，而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人大代表也少得可怜。因此，当今社会的不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的失衡。我们可以指责市长的良心，但制度安排更多地决定了市长们的选择，相信绝大多数的市长们良心并不坏。
    三、利益群体的力量平衡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笔者认为，所谓和谐社会，至少需两方面的条件：其一是，每个社会成员能得到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其二是，各利益群体利益所得与其对社会所作贡献相对应，这里的利益既指经济利益，也包含政治利益。第一条件可基本保证不会出现群体性的反社会行为，如集体滋事，采取过激行为甚至暴力来破坏社会，由此可以实现最基本的社会和谐。第二条件决定了，至少相对来说，可基本保证社会各利益群体对社会制度的基本接受和满意。在第一条件满足的前提下，第二条件的满足可以建设更高层次的和谐社会。当然，最高层次的和谐社会应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
    我们今天讨论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是，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存在着利益冲突，而一些利益群体处于相对强势地位，而另一些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出现了强势利益群体对弱势利益群体的利益损害，于是出现社会的不和谐。因此重要的是，减弱强势利益群体的相对强势地位，增强弱势利益群体的相对弱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各利益群体对抗力量上的平衡。正像国际关系的和谐来自于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一个社会的和谐也同样需要各利益群体包括各阶级、阶层、地区民众间的力量平衡。如果把利益冲突的群体之间的矛盾交由第三方来代表，即便暂时实现和谐也是脆弱的和谐，因为第三方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冲突的某一方的利益和其利益有更多的一致性，则就很难保持中立了。面对劳资冲突，地方政府就是这样的第三方。从根本上来说，每个利益群体能够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所在。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西方和谐社会的建设。西方也同样存在劳资及各种利益群体的冲突。就劳资关系来说，劳方在经济上也是处于弱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劳方并不算弱势，这是由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决定的，因此西方工会的政治力量是强大的。这样，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综合起来，劳资双方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势均力敌，阶级矛盾出现缓和，从而导致社会不会出现过度生产或过度消费，衡量收入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一般不会很高，通常要比中国的低。
    因此，中国要想建立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不是指望政府来代表所有的利益群体并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是要设计一种机制，使得各利益群体能够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表现为政府对社会各利益群体利益的综合考量，从而成为一个均衡的政府，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
这就需要加强民主宪政的建设。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有这样的效果：经济上处于强势地位的群体在人数上必然是少数，在政治上至少在选票上处于弱势；相反，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在人数上通常是多数，在政治上至少在选票上处于强势。经济力量和政治量力的综合平衡能够达到社会各群体的势均力敌，从而社会趋于和谐。如果社会中还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在利益上比较中立，比较温和，比较理性，则和谐社会更容易建立。因此，要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走民主宪政的道路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