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存高远，厚积薄发
樊 明
《经济潮》的同学请我为杂志做一篇文章。我很乐意接受，因为这是一个和同学们沟通的好机会。我看了送给我的《经济潮》第三期，其中一些同学写的经济学小论文，不失可爱，要知道这些同学写这些文章时尚不过二年级。相信随着更多的新同学到来，老同学也进入到三年级，一定会有更大一些更好一些的文章问世在《经济潮》。
文章要慢慢学着做。最近开始了新的征文，又给同学们一个机会。组织这样的征文是有意义的。创造力不足是中国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上大学以前同学们主要是接受应试教育，准备高考。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但所受教育仍然有很强的应试教育色彩。通过这样的征文，让同学们做一些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锻炼学生进行创造性的独立思考能力。
从上大学开始学做研究对平时的学习也大有好处。有道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相信参加征文的同学对此应有与以前不同的体会。我至今常有此感。因此，要多读书。其实，要完成这些文章，同学们已经读了一些、甚至不少的参考书。边学边研究再加上各种实践活动，相信同学们这样学习比单纯读书读到毕业收获应大不相同。
平时做一些研究、写一些论文对将来写毕业论文大有好处。现在毕业论文质量是个大问题。试想，同学们到毕业时才开始写第一篇研究性的论文，才到图书馆查阅各种专业杂志，你能要求多高呢？做研究决不是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长期的积累和锻炼方可有大成。组织这样的征文就是要让同学们现在就开始做研究。当然，我希望不组织征文同学们也要做研究。组织征文是为了推动同学们的研究和交流；但同学们做研究不能仅仅是为了征文、就象你们唱歌不能仅仅为参加比赛一样。
在此，我有些想法建议想谈出来供同学们参考。
一、同学们开始学做研究要尽量从小题目开始。而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大题目小文章。现在市面上的文章不少也是大题目小文章。差不多这是中国学术界的特色之一。这样的文章难免不落到泛泛而论，无论对政策制定还是学术文献都难有大贡献。希望同学们将来不要学这个，尤其大家才是初学，路子开头就要正。
说到这里，我想说一些我过去的教训。我在美国做博士论文时，我最初选定的题目很大，认为意义非凡。做了大半年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尽管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并在重要国际会议上宣读部分成果，但这样的题目根本不可能在2-3年完成。我的一位导师说，题目很好，但是你终身研究的问题，而非博士论文研究所能完成的。后来，我明白做学位论文选题要小，于是就做了一个相对小的题目。在西方，人们不在意题目有多小，但要做得好。我的一位美国教授讲得好：Don't think you can write something big. Write something small and handable. Get your Ph.D. and go. Then, do something big if you can.
二、随着同学们学了更多的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后，要学着用学到的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做一些研究。我对比中西方的学术研究感到二者有不少明显的差别。
西方学术传统的源头应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注重的是认识未知世界，但非脱离生活脱离现实，只是不强调立刻的功利。受此传统的影响，西方的学者的研究相当多的仍然是对未知世界的一般探求，并不刻意强调立刻要能够被应用，但最终转化为技术而用于生产的却又甚多。不必将此理解为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其中是有道理的。这样，在西方强调实证研究，而在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管理学中大量使用数学方法，其研究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计量研究。计量研究能够从事很多传统的研究所难以胜任的工作，结果通常也相对可靠。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个人理想可以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理想可以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个人道德层面，追求个人道德的完善；一是要能够实现其个人的政治抱负。孔子的《论语》基本上是讲这两方面的道理。诸子百家的学说主要是围绕这两方面展开。个人的道德完善可以从研修先贤的圣贤之书中得以完成。而要实现其政治抱负，在一个民主社会可以通过政党运作和竞选来获得机会。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实行专制制度的社会，就必须加入到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治体制中去，也就是要做官。而就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来看，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把做官看得很重，有所谓学而优则仕。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的自我认同方面是单向的。与学术功能比较，他们的政治功能被极端强化了以至几乎代替了前者。孔子如果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他，就惶惶不可终日，急于驾车载着礼物奔走诸国求仕。孟子则认为：“仕之失位也，犹如侯之失国也。”可见把当官看得如此之重。
那么，我们再分析一下，在通常情况下，知识分子如何获得进入国家政治体制的机会。在先秦时代，盛行门伐制度。一些贵族统治者为了在国内政治斗争和诸侯争霸中取胜而求助于知识分子的帮助，广纳门客。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做门客又成为其进入国家政治体制的最重要的途径。而成为门客的知识分子以及进入国家政治体制的知识分子所要做的回报就是为主人、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西汉开始政府选用人才采察举制。察举制主要是举孝廉、问对策。“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最后皇帝要问策和考试。科举制度始于隋而确立于唐，是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为完备的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主要考儒家经典和对策。总而言之，自古以来到晚清废除科举，在不同的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下，知识分子要想入仕就要修身，要懂得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治学主要是做两类文章，一类为道德文章，讲修身养性，一类为策论，讲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策论文章一般分三段：问题、原因和对策。但这样的策论缺少必要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建立在实证研究上的理论基础，虽不乏可圈可点的闪光思想，但总体来说建树有限，客观地来看，在世界思想史上不占重要地位。因此，我们新一代的经济学学者要克服传统知识分子做学问的不足，更多地和国际接轨，多做一些实证的研究，使我们的对策研究建立在更为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三、要注意写学术论文一定要符合规范，让内行人读了你们的文章后感到文章很专业（professional），而不是感到很业余。我过去经常批评我的学生的一句话就是，你写的文章太业余了，be professional。要注意提交的学术论文要正确列出参考文献（建议采用校学报所用的参考文献格式），引用的观点、数据等要交待出处，等等。如果你们将来毕业后向学术界正式提交的论文缺少起码的学术规范，就会让人家感到提交这样论文的学者恐怕缺少应有的学术训练。我真的不希望我们的学生毕业出去后让人家这么看。所以，大家在这些方面要注意起来，将来要做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切不可以为这是小事。你想，如果我是一个审稿人读到这样的文章肯定不容易支持这样的文章，因为文章写得不专业，可能作者没有受过良好的正规的训练。我们经济系的同学可不是这样，对不对？
四、同学们才是初学，雄心壮志我一向很钦佩。但做学问也不要太急躁。这是一个浮燥的时代。现代大范围和标准化地对人的评价和考核制度、以及日益激烈的个人发展机会的竞争导致现代社会普遍存在浮燥病，而且差不多是世界性的，而且有一定传染性。别人急功近利，让想静的人也静不下来。于是，现在能放得下功利、能够忍受寂寞（知易行难）、真正做大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了。也因此，大学问也就不多见了。校园里有块石头上刻了句古话“非宁静不能致远”。我希望同学们心要静，要静心读书，静心做学问，对一时荣辱看淡一些。将来，或能做出大学问也未可知。铭记系训：志存高远，厚积薄发。
在世界一些地方学习和交流经济学，我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学界不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这是公平的。中国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做过独立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工作。过去我们照搬马列教条，没有太大的建树。今天，不少人又盲目照搬西方的一套。可西方经济学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时，依我来看，也就是打了一套醉拳，勉强应付着，其中问题不少。面对中国不少经济问题经济学们没有什么办法，这固然让经济学家们多少有些难堪，但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建功立业的机会。同学们现在学经济学正逢其时。在经济学的学术史上有不少以国家命名的流派，是否将来在世界主流经济学中也有世界公认的中国学派？如果这个中国学派能在中国的国土上完成，其意义就更加非凡了。这代表着中国经济学真正走向独立。将来世界经济学的交流不能只是西风往东方吹，也应该有东风吹过去，有来有往。我们做老师的要努力，再教好你们这些学生。你们是优秀的，老师为你们感到骄傲。就这样，我们一拨一拨地向前探索，中国经济学家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学界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中国经济学家不缺聪明，但需要更多的自信、独立意识、批判勇气和创新精神。让我们师生共同努力。而你们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未来。
《经济潮》第4期出来后，我希望你们能组织学术报告会，要按正规的国际学术会议的规范来组织。我一定来参加。同学们要学怎么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别人，介绍给学术界的同行，要学会如何提问，如何给别人更多的建设性的意见，如何和别人讨论学术问题。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过去有句老话，叫做：初学三年，天下去得；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大家尚属初学三年，勇气可嘉，但还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道路是艰难的。居里夫人有一句话：“在捷径上得到的东西决不会惊人。”
《经济潮》中还登了不少同学的文学作品和一些随笔。不少写得蛮有味道。我有一个希望，我们经济系应是一个很有学术氛围和文化品位的地方。同学们谈得最多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和天下大事，而且谈起来男同学个个都是绅士，女同学也个个都是淑女，很有教养，很有层次，当然，很专业。外人听到了，知道这个地方不得了，是做学问、出精英人才的地方。
愿梦想成真。
（河南财经学院经济学系系刊《经济潮》第三期，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