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狗仔队多而名记者缺？--边际分析

为何狗仔队多而名记者缺？

--边际分析



樊  明



       所谓狗仔队是指那些跟踪名人（主要指演艺圈内的名人）收集八卦新闻的记者。过去常有港台狗仔队搞得演艺圈名人没有隐私、不得安身的传闻。但近几年来，狗仔队在中国大陆也多了起来，也同样搞得大陆演艺圈名人没有隐私、不得安身，甚至不时闹得公安介入。

中国改革二十余年，人才辈出，有名学者、名作家、名演员、名歌星、名主持人，……，但缺少名记者。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可以数出至少三十位大家所熟知的歌星的名字，但很难数出三位大家所熟知的记者的名字。而在西方，记者也可当明星，而且是大明星。把美国总统尼克松弄下台的记者的风光是中国记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狗仔队多而名记者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那么多的记者之所以少有成名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因而没有引起人们对他们特别的关注。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可中国记者仍然处境尴尬，遭到地方政府官员打击报复和暴民的暴力行为时有所闻，被告上法庭被判道歉赔款也不新鲜。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尤其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以及中国的政治腐败长期难以治理与中国记者长期的尴尬处境有着直接的关系。现在要研究是：中西方记者的处境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差异？中国为什么缺少名记者？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新闻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而研究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狗仔队多可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为何名记者缺有更深刻的理解。

    首先要分析一下成为名记者的条件。名记者应能向公众披露这样的新闻：其一是，新闻是公众极为关注的，披露的结果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其二是，新闻是极难获得、通常需要记者具有极高智慧和付出巨大努力方可获得。其三是，新闻通常是揭露性的，但这一条不绝对。试想，如果记者所发新闻不是公众所特别关注的，谁又会关注发新闻的记者是谁呢？虽然新闻是公众所极为关注的，如发生了地震或中国申奥成功，但获得这种新闻很容易，每个记者都可报道，谁又会关注自己听到的这条新闻是发自哪位记者？新闻通常是揭露性的是因为这样的新闻反映的是被报道人对公众利益造成很大损害的事件因而会对社会有较大的震撼性，而对事件人物进行歌颂性的采访报道通常是建立在现有的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基础之上，因而，通常不易对社会产生很强烈的震撼力量。如果新闻是歌颂性的通常不具备难采访性，不容易成为独家新闻，比如解放军抗洪救灾。当然，如果写得很感人也是可一举成名，比如穆青写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所以写揭露性新闻不作为成就名记者的绝对条件。  

    下面我们采用现代经济学中边际分析的方法来讨论名记者产生的条件。在经济学中，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将扩大生产规模。这一思路也可帮助我们分析中国为什么缺少名记者。

为什么西方记者热衷于独家报道能引起轰动效应、揭露性的新闻？答案：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是也。从边际收益来看：如果能报道引起轰动、揭露性的独家新闻则可名利双收。这种新闻如总统、议员或社会名流贪赃枉法一旦报道，记者可一举成名、甚至被载入史册。如报道水门事件的记者最终把尼克松从总统宝座上拉下马当然可成为历史人物。这样的独家新闻的市场价值也是巨大的，可以在市场上卖高价。此外，由于这类新闻的巨大历史作用，如把总统拉下马从而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进程，其个人的成就感之大也是可以想象的。因此，边际收益很大。再看边际成本：最主要的是要做深入的采访调查，通常是艰难的。一位记者要调查总统或有权势的人贪赃枉法当然不可能容易。但除此以外的成本就比较小了。一般来说，绝大多数记者并不会遭受政治迫害或人身伤害。这样，对比采访具有轰动效应、揭露性的独家新闻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记者自是个个争先，中间自有幸运者成为名记者。

我们再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几年在中国大陆狗队会多？道理是同样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寻常百姓对明星的八卦新闻有知情的欲望，想知道明星们在忙什么，在跟谁谈恋爱，又和谁要分手了。如果哪份娱乐杂志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常有这方面的所谓“猛料”，杂志就卖得好，就有经济效益。八卦记者虽未见成大名的，但圈内也可让人略知一二。因此，说起来做狗仔队当八卦记者也可名利双收。从边际成本来分析，当狗仔队跟明星后面收集“猛料”虽然也辛苦，但其他方面的损失也就没有什么了。虽说明星有时急了也有叫警察的，但警察对狗仔们也无可奈何，给明星解围也就罢了。大概可以预见，将来做八卦新闻的记者多了也能自成一行。

    而对中国写揭露性的记者来说情形就不一样了。从边际收益来看：写出具有轰动性、揭露性新闻后能不能发表就是一大未知数，这类新闻要经过严格审批，通常发表的可能性很小。不能发表的新闻自然不可能给记者带来任何声誉以至成为名人。由于生产揭露性新闻的结果如此不确定，则对绝大多数具有风险规避倾向的记者来说当然会少生产这类新闻。就算揭露性的新闻幸运地发表了，按报社统一标准拿稿费或就没有稿费，也就是说谈不上记者个人的经济收益。中国至今没有听说过有靠写新闻而发大财的，有的只是写些有偿新闻赚些小钱花花。再看边际成本：中国至今新闻法没有出台，对记者的保护一直是一大问题，即便有了新闻法是否就能解决记者保护问题仍是个悬案。这样，如果记者要写那些揭露社会黑暗、尤其是涉及到有权势人丑恶行为的时，少则可能遭受打击报复，重则基本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这类新闻早不新鲜。善写揭露性新闻的记者通常也很少得到官方主流的肯定；通常官方主流更多的肯定善做正面报道的记者，有所谓“弘扬主旋律”是也。此外，写揭露性新闻的记者很容易陷入官司，常常成为被告，而且更多的时候要输官司，被罚钱。据报道，媒体遭起诉时的败诉频率在中国是69.27%。相比之下，在美国，媒体的败诉频率仅为8%，几乎是绝对地保护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权。由此分析，中国记者写揭露性新闻的边际收益远小于边际成本。这样便少有记者去采访超出一定界限的揭露性新闻，于是成为名记者的人就实在难数。

由以上分析大体可以预见，中国要出现名记者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记者有相当的发表空间、市场对揭露性的新闻予以高回报（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以及写揭露性的新闻不大可能遭受打击报复甚至人身伤害，不会稍有不慎就陷入官司而且以输为主。事实上，这样的新闻环境也是中国治理贪污腐败所必不可少的。在此，也呼吁为中国广大新闻工作者盼望已久的《新闻法》能尽早出台。更希望写揭露性新闻的记者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最终能够不再有恐惧感。仅此，中国的贪官污吏一定会收敛很多，可能其中的不少人本就不会成为贪官污吏。

相信，政治的昌明和名记者辈出将同时在中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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