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fanming.com.cn/ PJBlog3 2011-12-16T22:24:16+08:00 admin http://www.fanming.com.cn/ fanming1022@sohu.com 2011-12-16T22:24:16+08:00 2011-12-16T22:24:16+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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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樊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主任、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学博士、教授

□ 姜华山


走进樊明教授的办公室时，他刚刚收到一份出版合同。他指导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二十五位本科生，用一年时间完成的专著——《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将于2012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是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之一。樊明说，他个人出书可以在省内出，但和本科生合作的书一定要找中国最权威的出版社，这样，其学术水平才有公信力。
《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是继《退休行为与退休政策》（2008年12月）、《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2010年1月）、《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2011年1月）后，樊明指导本科生合作完成的第四部专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把这四部专著做成一个序列：“公众行为与国家政策研究丛书”。据说其中的每本书都卖得不错。樊明说，在一个号称全民出书的时代，只有得到读者支持的出版才是有意义的。
经济视点报：将要出版的新书《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显然是关于房地产政策的，你为什么要研究房地产问题?
樊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学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希望通过参加一部专著的研究来获得多方面的提升。第三部专著的作者照片配了这样一句话：“老师，书终于写完了，我已不再是原来的我。”另一重要原因是我认为，现在中国房地产政策问题太多。
经济视点报：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本新书？
樊明：这本书有33万多字，涉及和房地产政策有关的诸多问题。我先介绍一下书的封面方案：封面上有一条房地产供给曲线，这条曲线说：要想房地产产量上升，房价就要上涨，这是稍通经济学的人都懂的供给定律。供给曲线右下方有一个点，代表中国人的理想：房价要低，但房地产的产量还要高，大家都有房住。在点的旁边有一个问号，这就是书的主题：这有可能吗？怎样才能做到？
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没有房子买卖，老百姓多向单位租分得的房子住，租金很低。在这么低的租金情况下，单位和政府建房很少，以至于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从建国初期的4.5平方米降至1978年的3.6平方米，出现了许多住房困难户。这段时间可以理解为在房地产供给曲线的极低价位和极低产量区段运行。
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单位福利房仍然是城镇居民获得住房的基本来源，租金仍然相当低，房子供应量增长不快。民间资本缺少投资房地产的冲动，政府也不愿多投入。民间资本缺少投资房地产的冲动应不难理解，那为什么地方政府也不愿投资房地产来解决人民住房问题？其实地方政府也有经济性的一面。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有限，从发展地方经济出发，愿意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能增加GDP的生产性领域，而为老百姓建廉租房对GDP的贡献有限，因而不愿意大量投入。这可以解释从1978到1997年的20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年均增长0.55平方米。这段时间可以理解为在房地产供给曲线的居中价位和居中产量区段运行。
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而从1998到2006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年均增长1.05平方米。但与此同时，房价节节攀升。面对高房价，新的房地产公司的设立如雨后春笋，圈地盖楼。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让中国的房地产经济从房地产供给曲线的居中价位、居中产量区段转移到高价位、高产量区段运行，也使得人们从更多地抱怨住房供给太少转为更多地抱怨房价太高，给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带来挑战。
因此，我们面临一个困难选择：要么接受低房价和低产量的组合，要么接受高房价和高产量的组合。然而，问题在于这两种可行组合都不是老百姓愿意理解和接受的组合。老百姓的道理很朴素：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得让老百姓有房子住，而且是我买得起的房子。这一要求可表达为房地产供给曲线右下方的一个点：房价低产量高。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在面临转型，试图通过政府的广泛深度介入房地产的生产和分配实现“房价低产量高”的组合。然而，这能做到吗?
学术的价值在于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理性。这部专著要告诉公众和政府的有：
—— 低房价高房地产产量短期做不到，这既是理论也是经验已经证明的。
—— 要想真正做到低房价和高房地产产量，增加供给是不二法门。把房子越来越快地建起来才是硬道理，房子多了房价才有可能稳定下降。但在现在房子很短缺阶段，高房价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阶段。对此，中国人想想过去自行车、手表、彩电、空调、甚至汽车的价格如何降下来的就基本明白了。政府不对房价加以干预，高房价将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源到房地产业从而增加房地产供给，不久房价就降了。
—— 每次调控后都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停滞，也就是供给下降了，过一段时间购房者不再指望房价还能降，房价就会出现报复性反弹，因为到这时房地产市场出现更严重的供不应求。
—— 任何增加开发商开发成本的政策最终都将是房价上涨的推动力量。比如，少给开发商贷款，房子就少建，房价必然要上涨。但这类政策不时出台却旨在遏制房价。
—— 任何限制房地产需求的政策只能收一时之效。比如，提高首付可暂时抑制需求，但过一段时间大家凑够了首付，政策就失效了。
—— 由于政府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占据社会大量建房资源，必然导致商品房价格的上涨。
这本书的基本结论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政府导向型的房地产政策问题甚多，因此应选择市场导向型的房地产政策，政府只需帮助数量有限的低收入居民落实其居住权。耕地过度保护政策导致地价从而房价高企，大力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在长期将更多地推高商品房价格，整体上中国并不存在房地产泡沫，炒房在房地产市场供不应求的条件下有着积极意义，建小产权房反映了农民对土地利益的合理诉求并遏制大产权房价格上涨，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调控在长期将导致房价上涨，中国应着力于增加房地产供给而不是限制供给和需求。
经济视点报：这本书对中国经济学界乃至中国社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尚无法预计，但可以肯定的是，读了这本书的人一定会被他们用大量数据和缜密的论证得出的结论惊得目瞪口呆。
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为四部专著作序。在《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的序言中，蔡教授写道：
一位教授指导本科生四年连出四部原创性专著也算传奇。我想，我也该为这件发生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奇事做一小结了。概括起来，这套丛书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是心系民生，体现了一位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从樊明及其学生的四部专著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他们所研究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相信这种选题背后有一颗担当天下的责任心。我注意到，现在中国经济学界受西方影响，一些学者强调研究的个人兴趣和技巧的发挥，所研究的问题离政府和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渐行渐远。我尊重这类研究，但我更赞赏樊明及其学生所做的经世济民的研究。把西方的economics翻译成“经济学”就有这样的含义：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经济学的研究不应变成经济学家们自娱自乐的卡拉OK。
二是基于调查的研究方法。樊明及其学生的四部专著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以大量调查作为研究的基础。就这部《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来说，调查了从一线到四线不同线别诸多城市的4743位居民，了解了他们的购房行为。现在关于房地产问题议论很多，但凭感觉说想法的多，基于调查的严肃和规范的研究少，研究可谓多而不深，这大概也是中国房地产政策缺少稳定性且总难奏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独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中国也算是论文大国、专著大国了，但发表的有独特见解的论著并不多，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但樊明及其学生完成的四部专著，有很多原创性甚至是颠覆性的观点。即便对历史和国外情况的回顾，也一定有他们独到的评析。即将出版的这部专著“后记”一语道出了全套丛书所遵循的一个宗旨：凡非原创，概不入书。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读这本书。你可以不赞成作者的观点，但不应该忽视其创新意义。当然，樊明他们肯定不是为颠覆而颠覆。我很赞赏书中的这段话：“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但是需要批判时我们一定表现出勇敢和直率；为建设而批判，批判不是为了否定，而是为了建设。”
四是大力提倡创新教育，并身体力行。中国谈教育的人多，而做教育的人少，循规蹈矩的多，创新教育的少。而樊明却是一个既谈又做且善于创新教育的人。正如樊明在这部专著的“后记”中所讲的：“不是每位老师都要教学生写书，但一定要教学生创新；也不是每位学生都要学写书，但一定要学习创新。”“创新是教育的灵魂。”在此我也呼吁，中国教育界一定要重视创新教育，教育部要有政策，一线的老师们虽不必都像樊明这样指导本科生写书，但一定要有各自的行动，不要让樊明太孤单。
樊明之前的三部专著出版后都在清华大学召开首发式暨研讨会，均取得很大的成功，吸引诸多媒体出席。2011年2月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首发式暨中国粮食政策研讨会，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20余家著名媒体出席，并给予了大量的报道。现在网上每本已出版的书都有几千甚至近万的链接。樊明说，2003年我到财大工作，那时办一场学术报告会，连一家地方媒体都请不动，现在毕竟今非昔比了。这些年，樊明除了大量接受省内媒体采访外，还带着他的学生先后到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天津电视台、云南电视台参加谈话节目制作，接受诸多国家级媒体的采访。
　　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一位经济学教授，一群涉世未深的大学二三年级本科生，何以能产生如此的能量？
　　樊明是江苏扬州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1986年到美国留学，获俄勒冈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MBA）和北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多年的学习和生活，使他站在国际角度，对东西方经济学研究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判断。他认为，中国的学者尤其是老一辈学者注重调查，强调理论要来自实际，但研究不够；而西方的学者则注重研究，通常用一些别人调查得来的数据印证模型，有的甚至不顾及这些理论和模型如何远离实际。因此，两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樊明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能综合国内外学者之长，把研究扎根在实际生活中。
　　此外，身为大学教授的他，对中国的教育忧心忡忡。他多次提出，要在国际化的视野下审视中国的高等教育。今天的教育是全球竞争的教育，中国高等教育一定要重视创新教育，非此，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会越来越远，中国还将继续做廉价的“中国制造”，而只会做廉价“中国制造”的中国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
　　从2004年开始，他开始组织学生在河南省范围内就某一经济问题开展调查，并鼓励和指导学生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写出论文。他希望有一天能通过指导一所普通地方院校的本科生，做出年度中国大学生最好的研究来向世人证明：中国的大学生是可教的；只要老师引领他们批判创新，他们就能够批判创新。
从某种程度上讲，樊明对教育的追求已超越了对纯粹学术的追求。为了能实现自己的这种追求，他指导本科生撰写专著并确定了三个有些“疯狂”的目标：要有学术原创性，成为年度中国大学生最好的研究之一，甚至是学科领域中国最好的研究之一；要由有影响的国家级出版社出版；要能够对公共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他指导学生，强调不是要培养几位学生明星，而是要尽可能多地让一般学生受惠。他所谓的“一般”学生是这样来的，全校学生自愿参加他组织的调查研究，没有选拔过程。
樊明说，最理想的师生关系是师生相互成就，而非仅是老师的无私奉献：他使学生通过研究进行创新型学习，获得全面提升，发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来也是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而他也成为了他想成为的老师。
樊明有一个坚持：他和他的学生共同撰写的专著一定要在封面上印有：“一位教授与二十五（二十三、二十四）位本科生的作品”一行字。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很有限的，他能直接影响的学生再多也不过就几十位，如果有更多的大学老师、学生看到这本书，甚至教育管理部门能够深切认识到中国教育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进而付诸改革，这个意义才会更大。他也曾想过写一些文章来倡导中国大学的创新教育，但他觉得效果有限，最终还是放弃了。他要通过指导本科生完成好的研究并以专著的方式表达出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国的教育界发出这样的信号：重视中国的创新教育吧，这是中国教育的希望，也是中国的希望！
樊明除了指导本科生进行学术研究出版专著外，2010年他还和他的本科学生获得两项国家专利。最近一项新的专利即将申请，还是由他和他的本科学生共同申请。
这些年，樊明的办公室及相连的会议室的灯时常彻夜通明。他再也没有时间和心情坐在钢琴前，悠闲地弹上一曲恬静的《月光曲》或有些奔放的《少女的祈祷》。也没有时间做他的文学创作了。樊明说，他现在都不太好意思说自己是河南作家协会的会员了，但从心底里他并不想放弃文学。他说，一个作家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作品的，那是一个理想的世界，一切美好下笔便来。他需要这些，他也相信每个人都需要。不管一个社会的人变得如何物质甚至世俗，其实人在内心深处都有对美好事物深深的向往。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要把人带到每个人都想去的美好世界。
经济视点报：难怪有人说你“奇”、“怪”。
樊明的经济学研究也与众不同。一般学者通常是就某一专业领域进行长期研究，而樊明的研究比较散，就四部专著来说，属于四个不同的学科领域：《退休行为与退休政策》属劳动经济学，《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属人口学，《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属农业经济学，而将要出的《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属房地产经济学。但樊明似乎也不是“万金油”，因为他在每个领域里的研究都是原创性的，都提出大量与众不同的思想和观点，这从他前面对《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的介绍就可见一斑。
经济视点报：你怎么会在经济学的不同应用领域做出原创性的研究？
樊明：我在《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的“后记”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没有太多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以批判的眼光一切从头开始审视。”
经济视点报：在经济学研究方面，以后有什么打算？
　　樊明：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这四部专著做完了以后，一定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我过去所发表的经济论文中，相当一部分是在评价和批判西方经济学思想，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零星的，还不成系统，我希望将来能够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有个系统地审视，并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有所创新，有所突破。2008年在中国经济学年会上我点评了9篇论文后，发现9篇论文的一个共同点：基本上是美国的理论、模型，中国的数据，原创性有限。作为一位经济学者个体来说，如此研究没有任何过错，但中国经济学界作为一个整体，只满足于此，中国经济学家很难在世界经济学界有自己的地位，因为你永远是西方的学生，只是好坏而已。当然，我们不是出于要和西方一争高低而要另搞一套，而是西方经济学确实问题不少。当然，任何一位中国经济学者要想在世界经济学领域有很大的突破，成功的概率都非常小，但一定要有人有这样的见识和胆略去做。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有才华的人很多，但其中不少人对西方的学术缺少审慎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人虽众，但成果终究不彰。
我常跟我的学生说，应用经济学就要能够被应用，理论研究就必须有理论创新。我们可以不正确，但绝不可以平庸！
　　经济视点报：你是扬州人，怎么想着到河南来任教呢？
　　樊明：这个我也说不好。从美国回来之前，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提出让我到河南来工作，后来他再一次向我提出邀请，我就过来了。不过，我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求学，在大洋彼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在这部小说里，主人翁最后就是选择到了河南。其实，当时我从未到过河南，选择河南作为小说主人翁的归属地，只是想到河南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在一定意义上可代表中国。所以当有一天有人请我到河南来工作的时候，我就隐隐约约觉得，我与河南有某种特别的联系和情结。小说有时会预示一个作家的命运。来到河南，感到河南真是一个好地方，是我的福地。
    经济视点报：你曾提出了一个“后教评时期”的概念。具体指什么？
　　樊明：我认为我们办教育其实是用两套标准来衡量的，一套是来自政府的，比如说教育部对本科教学的各种评判指标体系。但是，其实还有一套指标体系，比如说来自市场，来自社会的。我觉得中国真正优秀的大学，它应该在两套指标体系下面都是优秀的。作为政府办的公立大学，当然首先要符合国家教育部所颁布的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但是不能说满足了这套指标体系，你的学就办好了，你更多地应该看我们培养的学生，做的研究是不是为社会所需要，是不是能够对社会产生实实质性的影响。
　　经济视点报：可以说，你带领本科生做研究就是为了“刺激”中国教育。
　　樊明：我希望通过我的行动向中国的教育界证明，如果中国的老师重视大学生的创新教育，我们可以做出中国大学最好的研究，不比那些国外大学做出的研究差。
　　经济视点报：其实你在进行创新教育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经济研究做出了贡献。
　　樊明：2009年在清华大学《退休行为与退休政策》的首发式上，有专家当场就指出，说我们同学所做的这项研究，目前在这个领域是中国最好的研究。这让我的学生和我很受鼓舞。
　　一个人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我能影响的学生再多也不过就是周围的这些学生，但是如果有更多的学生、更多的老师、更多的大学，甚至教育管理部门能够深切认识到中国教育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意义才更大。
　　经济视点报：你们所做的努力，在以后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成就你们所有的人。
　　樊明：但愿如此。我也希望能够提升河南高等教育在全国高等教育界的地位，我们也可以开风气之先。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把这些话说出来，而是做出来，这才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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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126 admin http://www.fanming.com.cn/ fanming1022@sohu.com 2011-08-10T11:37:11+08:00 2011-08-10T11:37:11+08:00

---- 在清华大学《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
首发式暨中国粮食安全论坛致辞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樊明
中国的教育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中国制造”在国际上让人联想到廉价与低质量已经几十年了。很多年前中国人就不停地抱怨，用8亿件衬衫换了一架波音飞机，然而这种抱怨至今没有停止，可能内容换成了美国苹果牌的iphone，东西明明是中国人辛辛苦苦造出来的，但中国人只赚了个零头。中国人早就盼望有一天把“中国制造”改成“中国创造”，但这一天总是珊珊来迟。其实中国人清楚，中国人生产廉价、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再多，中国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强国。为什么中国人制造的产品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呢？因为中国的教育病了，我们不能大批量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三年前，我们学校举办歌咏比赛。我们系几十个学生组成合唱队，但几乎找不出一位同学会一样乐器，认识简谱，能把歌唱准，能指挥合唱。身为系主任，我教学生唱歌，给他们讲识简谱，讲解什么是声乐艺术，什么是合唱艺术，如何指挥合唱，如何朗诵等等。我问同学，你们怎么什么都不会？学生答，从小学到中学，老师就没有教过。我又一次感到，中国的教育病了：如果中国的大学生普遍缺少文化艺术修养，很难从他们中间产生出学术大师？
前些年，我收到一位学生所在县的招生办给我发来的一份公函，告知这位学生高考作弊。我把这位学生找来调查：你高考作弊了吗？答：抄了。又问：为什么高考要抄？答：高中老师说，高考时能抄一些是一些。再问：你的高中老师怎么会这么教你？答：我们学校高中老师都是这么教的。我震惊：考试作弊本应是个别学生的个人行为，怎么会演变成教师公然教学生作弊？而且教师教学生作弊也演变成一种集体行为？中国的教育真是病得不轻。
中国中小学生减负早已成了老话题。中国的中小学生极度疲惫且缺少欢乐。我注意到，我的学生不少身体不好。我问，你们怎么这么早身体就不好？答：上中学累得，特别是上高中累得。我心疼：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出如此多羸弱的学生？其实，病根是中国教育病了，是高考把他们害病了。于是，我思考中国的高考。其实在我留学美国期间就关注美国大学如何录取本科生，我还关注，为什么美国的中小学生不累。后来我了解到，美国大学录取本科生是基于对申请者的综合考量，而不是基于某一项成绩或表现。我马上想到，中国能不能借鉴美国大学的录取方式？其实，2007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废除中国高考，建议采用类似于美国式的录取方式。但经过仔细思考，我就不敢赞同了：中国这个国家只适合高考。现在大学几乎是以高考成绩为唯一录取标准，但录取时不规范操作已是五花八门。如果大学可以综合考察一个学生来决定对一个学生的录取，后果不可想象，可能完全失去章法，不知名正言顺的腐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中国的社会风气决定了中国只能采取以高考成绩为录取的最主要依据，因此不能轻言废除高考，而高考不废就很难避免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不是应试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缺少创新性和文化艺术修养，身体羸弱，中小学生减负很难，高考时不择手段作弊也在就再所难免。因此，中国教育的病发生在校园内，而病根却在校园外。要改造中国的教育，就要净化中国的社会风气，而首要之是要改造中国的政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现代化。
虽然中国教育问题根子在校园外，但教师并不能因此就无所作为，尤其是升学压力较小的大学。我之所以要不停地指导本科生写书，除了其学术意义外（不过为此应首先考虑研究生），更在于希望一次又一次向中国教育界发出我的呐喊：要重视大学生的创新教育，如果我们重视了并身体力行，我们也可取得可喜的成就。有位学生对我说：“老师，书终于写完了，我已不再是原来的我。”这句话后来成了我们这本书作者照片的标题。确实，通过指导学生完成一部专著，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功效明显。当然，指导学生写书只是创新教育的一种方式。并不是每个教师都要教学生写书，但一定要教学生创新；也不是每位学生都要学写书，但一定要学创新。创新教育是大学教育的灵魂。
我的创新教育还将继续。我正指导又一批本科生进行第四部专著的研究。这部专著叫《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封面上这条向上倾斜的曲线是房地产供给曲线，告诉一个经济学常识：房地产价格越高，房地产产量越大。曲线右下方的点代表中国人的理想：房价要低，但产量要高，这样可大蔽天下寒士尽欢颜。旁边有一个问号，这就是本书的主题：供给定律能够被挑战吗？今天我没有结论可以向大家报告，明年此时，我的学生将向大家报告我们研究的结果，欢迎大家明年再来。
非常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特别感谢谢寿光社长。每次我们把书稿发到出版社都担心出版社肯不肯出版，到不是担心我们书的学术水平，而是担心书中有太多离经叛道的观点，但书都出版了。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莉莉老师，学生常说，再小的错误都难逃王老师的法眼。非常感谢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他影响了我的一生。非常感谢国家粮食局聂振帮局长、中国农业大学瞿振元书记，我的学生刚才跟我说，亲眼看到聂局长、瞿书记，才相信你们真地会来，他们倍感鼓舞。非常感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小建校长、赵大蕻副书记及学校其他各位领导，他们一直宽容、支持一位特立独行的老师。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非常感谢新闻界的朋友们，每次我们的新书首发式都得到你们的大力支持。
我们明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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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125 admin http://www.fanming.com.cn/ fanming1022@sohu.com 2011-08-10T11:31:38+08:00 2011-08-10T11:31:38+08:00

我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董伟。今年“两会”期间采访过您。再次就教于您！
近日，国资委召开了央企分红权激励试点工作启动会，央企分红权激励试点正式启动。分红权激励只对岗位不对人，此外，因央企股权激励尚存争议，暂时放弃实施。
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分红权是否能理清央企收入分配的乱账？这种激励措施是否符合国情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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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分红权激励的评价
要评价央企的分红权激励，首先要理解央企的定位，即央企主要应是一个盈利性机构还是公益性机构？我认为，央企至少应具有相当的公益性。一般来说，央企具有市场垄断地位，而且这样市场垄断力是国家所赋予的，这就决定了央企应具有相当的公益性。如果央企把盈利作为第一位，则难免不会像民营垄断企业一样以其市场垄断权力做出不利于公众利益的事。因此，对于央企，不应以其盈利性作为对其考核的主要指标。然而，中国的央企又是国家的利税大户，承担着相当的为国家提供利税的功能。这就给对央企及其员工的考核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如果以盈利性作为考核的基本指标，并把央企的盈利指标逐级分解直到个人，则央企很难不以利润为中心，进而不以其市场垄断力做出对不利于公众利益的事，比如以高价牟利。但如果一点都不强调央企的盈利性也不现实，毕竟国家也指望央企能多盈利多交利税。以上的考核困难也是我们提出国企应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重要理由，因为以上考核困难难以克服。
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央企还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于是上述考核困难将要长期面对。到此，我们已没有成熟的理论和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可资参考，只能发挥我们自身的创造性，分红权激励可以理解为这样的一种创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分红权激励有着积极的意义，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员工的激励问题，留住人才。但这种制度安排仍然不能解决以上所说的对央企考核之难。具体来说，通过分红权激励，很容易让央企走向以盈利为中心，而央企有着相当大的市场垄断力，这就有可能造成央企以其市场垄断力做出不利于公众的事，导致央企的产品高价格，其员工高工资高福利，民众普遍不满。因此，国资委应加强监管，控制央企工资福利增长的幅度，多指标考核央企，提高分配的透明度，使得央企能在公益性和盈利性之家有一个恰当的平衡，从而各方能够接受。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项符合国情的激励制度安排。
当然要靠分红权激励理清央企收入分配的乱账是有困难的。央企收入分配的乱帐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其市场垄断地位，缺少竞争压力；另一方面，缺少现代企业有效监管制度，国资委难以管得很具体，更何况央企也有经营自主权，内部监管更加缺位，而市场和竞争者更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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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124 admin http://www.fanming.com.cn/ fanming1022@sohu.com 2011-08-10T11:27:21+08:00 2011-08-10T11:27:21+08:00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见报后，给您前去送报，届时再另感谢！
       一、主要什么原因导致目前的物价狂涨？
       二、国16条以后，物价涨幅基本暂停，您对以后的物价走势如何看待？
       三、河南做为中国的主要粮食产区，您认为河南在抑制全国农产品价格方面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四、在抑制物价方面，您认为有哪些措施可以起到有效作用？

                           《大公报》记着 段晓燕
                             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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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什么原因导致目前的物价狂涨？
总的来说，这轮物价上涨属成本推动型。有几个方面所导致：从国际方面来说，全球经济已逐步从危机中复苏，需求开始启动，推动物价上涨。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特别是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这些商品进口到中国，首先导致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还导致以这些商品为原料的商品的成本增加，尤其是铁矿石、石油及化工原料等。今年气候不佳导致一些国家的小麦、玉米和大麦大幅减产，国际粮价大幅上涨。现在国际商品价格的上涨对国内商品的价格上涨也有推动作用，国内商品价格有和国际商品价格有攀比的趋势。比如，粮食，虽然中国进出口粮食并不多，但国家粮食价格上涨往往导致国内粮价上涨。
国内也有诸多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首先是生产要素的成本在上升。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在增加；城市建设的土地补偿标准提高，土地成本也在增加；基础原材料、能源价格也呈上升趋势。今年是“十一五”收官年，为了完成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的节能减排目标，地方政府加大了力度，不仅对一些落后产能进行淘汰，还采取限电限产等措施对企业的耗能水平进行控制。今年中国的自然灾害也比较严重，对粮食生产带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还导致棉花大幅减产，棉花价格大幅上升。猪肉价格又进入到新一轮上涨通道。中国的猪肉一直没有摆脱蛛网模型诅咒：肉价低了杀猪，然后肉价开始上涨，增加猪的存栏数，又导致猪肉过度供给，猪肉价格又下降，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当然，这次猪肉价格上涨还有成本推动的因素。
二、河南作为中国的主要粮食产区，您认为河南在抑制全国农产品价格方面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次物价大幅上涨，食品类价格上涨贡献七成。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对稳定物价有重要影响力。但打压农产品价格时要考虑一个因素——农民收入。我们一直抱怨农民收入太低，城乡收入差距在拉大，现在农产品价格上升了，是农民提高收入的一次好机会，更何况现在农民还面临农资价格大幅上涨的压力，因此抑制物价要兼顾城市市民和农民的利益。切不可，整天说要提高农民收入，可农产品价格一上涨就打压。要在降低从农产品生产到销售诸多环节的成本方面多下功夫。
三、在抑制物价方面，您认为有哪些措施可以起到有效作用？
抑制物价的措施可分为两类：遏制需求和增加供给。抑制需求的措施有，紧缩信贷，抛售库存平抑物价，甚至直接限价等。但这类措施有两个不足，首先是人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其次是扭曲价格信号，低价有抑制生产的作用，如果生产受到抑制，最终价格还会上涨。增加供给的措施有，降低从生产到流通各环节的成本，降低税费等。从长期来看，增加供给是抑制物价最理想的措施。然而，在抑制物价包括房价，政府往往习惯更多地采取抑制需求，而非增加供给。
四、最近发改委发文称，种种迹象表明，游资炒作和不法经营者操纵价格，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直接推手。你对此有何看法？
我不太赞同。一方面，一种商品要能够被炒作，这种商品要能够被保存等待价格上涨，比如房屋，然后抛出获利，但大部分农产品很难长时间保鲜，甚至容易腐烂，因此不具备被炒作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我个人有一个的观点，对一种商品的炒作价格如果低于这种商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则炒作的结果只是把这种商品价格上涨的利益由生产者或上一炒家转移到当前的炒家，并不会影响到这种商品的市场的价格，因为炒作的结果没有改变这种商品的供求关系。比如，如果现在大蒜的价格是每斤5元，3个月后均衡的价格将涨至每斤10元。有一炒家买入1000斤大蒜用于炒作，3个月后卖出，可赚5000元。如果这个炒家不炒作，蒜农3个月后也是卖每斤10元。因此，炒作的结果是把本来由蒜农赚得的5000元改由炒家赚得，这是对炒家先见之明的“回报”。但这时炒作并没有改变供求关系，这是一般炒作不会导致物价上涨的关键原因。
如果炒家采用囤积居奇的方式导致市场这种商品短缺，则可能导致当前价格超过均衡价格，也可以说，价格被炒上去了，我们也可以称这种商品出现泡沫。但一个必然的后果是，当囤积的商品最终要投放到市场，市场一定就出现供大于求，价格下降到原来的均衡价格之下，这时可以称这种商品的泡沫破裂。但就人们谈炒作谈得最多的大蒜而言，在今年新蒜上市前并没有出现成蒜大幅降价，因此，这就否定了大蒜价格上涨是被炒作结果的判断。

（樊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主任，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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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123 admin http://www.fanming.com.cn/ fanming1022@sohu.com 2011-08-10T11:21:02+08:00 2011-08-10T11:21:02+08:00

樊明教授：
您好！我是《中国日报》(China Daily)深度报道组记者周文婷。
报社近期正关注退休年龄的问题，我也看到您在凤凰的辩论节目中的精彩的观点，而且就我目前采访的情况来看，支持“延迟退休不会影响就业率”的专家不多，所以您的观点和意见十分宝贵。
在凤凰的节目中，我看到您列举了3个论据来支持这个观点：退休后对劳动市场的需求下降，退休后再就业，91个国家退休年龄与失业率的比对。我想征求您的意见，是否可以让我在稿件中用到您的这些论据，若您有其他论据，亦可再做具体阐释。
在我的稿件中，延迟退休与就业率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还会谈到延迟退休与养老金的关系、与高端及低端工作者的利益关系、与分配公平的关系等，樊教授您对此有何看法，都可以阐释。
非常感谢您，期待您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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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否就延长退休年龄与养老金的关系谈谈你的看法？
在给定工资税率也就是养老保险占工资比率的条件下，退休年龄决定着养老金的总额从而职工平均养老金的水平。要严格推导这个关系有些复杂，不妨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把社会想象成一个大家庭。如果这个家庭中的人年纪不大就法定退休，则这些人退休后就必须由为数不是很多的人干活赡养。其结果是，退休的人和干活的人福利水平都不会太高，因为这个家庭中干活的人太少而要养的人太多。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一个人退休，就要由别人工作来赡养自己。有人说，我干活时缴了养老保险，已挣下养老的钱，没有要别人养。但这个话从个人的角度来考察有意义，但不适合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因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一定是正在干活的人赡养已经退休的人，曾经缴纳的养老保险多少只影响全社会的养老金在退休者中如何分配。如果社会的养老负担不重，一些人早退休到也无妨。然而，现在社会的养老压力急剧加重，需要更多的人延长退休年龄才能解决全社会的养老问题，这时工作到超过一定年龄就成为公民的一种责任。如果退休年龄过早而与此同时老龄化加剧，养老就可能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延长退休年龄会导致失业率上升”是一个很流行的观点，你对这个观点这么看？
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现在政府和公众最担忧的是，延长退休年龄会导致失业问题的加剧。对此，我认为不会如此。主要理由是：1．一个经济社会一定时期的就业量取决于劳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供需相等决定劳动市场的均衡就业量。工人早退休，虽然可以将其工作岗位腾出来，但由于收入明显下降，需求也将随之下降，从而间接地给劳动市场的需求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如果一个工人退休，就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作岗位。2．退休年龄是决定企业劳动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退休年龄过早，退休群体就会庞大，全社会所需养老的支出就会增大，其结果必然是企业工资税率进一步提高，从而增加企业的成本。显然，如果企业成本上升，供给减少，产品的价格将随之上升，均衡产量减少，从而对劳动的需求减少。此外，劳动成本的上升将降低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3、如退休年龄过低，退休后再就业率就将过高。对退休后再就业者，养老金更多地成为工资外的福利，根本就不会腾出岗位。4．从长期来看，没有证据说明退休年龄的提高会带来失业率的上升。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和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91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定退休年龄和失业率数据，我们发现，法定退休年龄和失业率完全没有相关性，完全不存在法定退休年龄长的国家的失业率有上升的趋势。5．一些西方国家缩短退休年龄但并不能降低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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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122 admin http://www.fanming.com.cn/ fanming1022@sohu.com 2011-08-10T11:16:48+08:00 2011-08-10T11:16:48+08:00

樊  明
一
今年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开局的元年。中国制定五年计划学自苏联。西方的政策调整主要随选举从而政府更迭而进行，选举不仅选出新的领导人，更在于对现行政策做一次全民参与的调整。中国毕竟不同于西方，每五年制定一次综合性的计划未必不妥，但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要认识到在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做计划的区别。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生活的几乎方方面面均由政府主导，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独立的个人、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将更多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市场经济时代做计划，首先要明确哪些事应归政府，哪些事应归市场。该归政府的归政府，该归市场的归市场。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达三十年之久，之后才不断改革，向市场经济过渡直到今天。改革的时间已超过计划经济持续的时间但改革却远未完成，可见改革之不易。计划经济有强大惯性，尤其在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在计划经济时代，计划当局的官员多少形成了计划拜物教，相信计划万能。其实，即便在计划经济时代，计划落空的事也比比皆是。而到市场经济时代，如果我们还认识不到计划的有限性，以为做了一个计划、提出一个新概念，到时就会有计划的结果，提出的新概念就会变为现实，则未免显得对市场经济理解过于简单。
提出缺少操作性的计划本身对社会并无害处，比如每年重申，要关注少年儿童的成长，重视老年人的福利等，至少表达了政府的积极政策导向，但如果以为做了这些政策宣示就会对实际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从而就不太重视要采取相应的行动来真正落实这些政策宣示，则问题就比较严重。我们要认识到计划和预测的区别：计划者，计划的主体设定一个目标，同时有相应的资源或至少是部分资源可用以实现所设定的目标；如果计划的主体并没太多的资源实现自己提出的目标，则所论计划更多地是一种预测。
二
每做五年计划，各级政府都要谈产业结构，出一个产业结构的计划，这往往是地方政府五年计划的重点。在计划经济时代，谈产业结构计划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来实现某种产业结构，比如一个城市说，我要发展汽车工业，至少可以通过资源重组、财政拨款，建个汽车制造厂。但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投资的主体是当地民间和外来资本，包括区域外的和国外的。政府提出一个产业结构的设想，但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资本对所计划的产业进行投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主动积极的招商引资来推动，但普遍来看，成效有限。很多地方的特色产业的形成与政府的计划无关，政府的计划更多的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加以追认。其实，现在地方政府对地方的产业结构更多地能决定不做什么，因为政府有审批权，但很难决定做什么。
三
从理论上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可以谈区域分工，因为政府可以通过规划决定哪个地方发展什么产业，从而形成政府认可的区域间合理产业分工协作，虽然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并算不上成功，区域间产业同构化现象很普遍。但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政府规划区域间的分工就更难靠谱了。首先，企业在决定投资的区域选择时，只会从自身利益考虑，很难考虑政府所作的产业空间规划和一个城市的功能定位。从地方政府来说，很难主要根据上级政府所确定的区域分工或城市自身的功能定位决定对外来投资的取舍，尤其对河南的各地市县政府来说，在工业还不够发达时，更难对外来投资进行主动地取舍，因为招商引资的成功率普遍不高，更多的时候只能是来者不拒。
中国搞经济区时间并不短，最早的如“长三角”、“珠三角”等，搞经济区是希望区域内的城市能够实现合理的分工协作，但一般评价效果并不明显，原因通常归结为相关的地方政府只顾自身利益，缺少大局观。这种批评如果是有意义的，必须是所批评的现象是可改正的，但如果是不可改正的，则批评就没有意义，甚至批评本身就是错误的。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本无过错，否则就真有问题了。更重要的是，即便地方政府愿意服从区域分工，地方政府有能力主导一个地方发展什么产业吗？前面已述，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相当有限，因为投资的主体并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企业，是资本。
在很多地方的区域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今天，对于一个地方政府来说，力争把本地区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有着相当现实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可从中央政府获得更多的支持，包括转移支付和政策支持。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发挥一个地方市场机制的作用。
四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似乎是一门相当成熟的学科，但对很多重要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并不能给予很理想的解释。比如，地方经济如何能获得更快的发展？对于某个指定的区域来说，困难就更大了。区域经济学是一热门学科，但发展到现在更多地把区域的差异描述得更加精致了，但解释远远不够，区域规划更是困难重重。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共识正逐渐形成：制度是关键。最值得关注的事实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般来说，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理想，但不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国家和地区，从长期来看，几无成功的先例。中国改革开放已达三十余年。中国的改革在空间上是不平衡的。农村改革从凤阳小岗村起步，城市改革从办特区开始。前者是地方自发的，后者由中央政府主导。局部地方改革的成功对改革在中国城乡全面推开起到重要作用。否则，在改革开放之初涉及敏感政治问题远不具条件公开争论的条件下，达成改革共识是相当困难的。改革只在相当小的范围内展开，各方均能接受；改革成功了，反对者也就缺乏影响力。
特区改革成功给各地的改革带来很大的信心。但特区政策在全国普遍推广后，并没有到处带来特区的奇迹。这里可用制度的相对优势来给予解释。特区实验是在全国都在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背景下展开的，特区实验只在少数地方展开，这样，特区就获得了制度上的相对优势，结果中国乃至世界上的资本和人才向特区聚集，特区当然也就成功了。当特区制度普遍推广后，虽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但制度的相对优势没有了，虽有一定成功，但不可能出现深圳奇迹。因此，建立制度的相对优势在地区竞争发展中尤显重要。
五
河南在“十二五”期间要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要真正建成中原经济区，最重要的是建立相对的制度优势。中国的改革历时三十年有余，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成就是显然的，但就改革的时间已经超过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而且改革到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太深的深水区而言，我们又必须要有改革的紧迫感。中国的改革总体来说是自上而下的，这大概也是改革难以快速推进的原因。但从改革一开始，地方就有着相当大的自主改革的空间，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就是一经典事例。面对“十二五”开局，面对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重任，我们中原人民要问自己：是否敢为天下改革之先？我以为，非此，河南很难异军突起，将长期停留在中国的“中”。
我们要很好地分析，在目前大的制度背景下，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上有哪些敢为人先的地方可以着力？有哪些地方可做变通突破当下大制度的限制？
这考验着中原人民的政治智慧。
六
建设中原经济区的一个关键是实现“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根据我和25名本科生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见刚刚出版的专著《种粮行为与粮食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需要下列条件：要先建立普遍申报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由此可确定每个公民作出贡献的所在地，由作出贡献所在地政府为在当地作出贡献的公民落户并提供相应的福利，如此方可破除城乡分隔户籍制度，然后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农民开始大量向城镇转移，并放弃在乡村的土地承包权或所有权；农村在土地私有的条件下实现土地不断集中，农业生产形成规模经营；有了规模经营，才能有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农业（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很难发生），于是现在农业才初具形态：农户经营，高资本和大农田相结合。这时，农业现代化就实现了，河南所承担的国家粮食安全责任也就落实了（不是通过硬要农民种粮），城镇化的水平将大幅提升，农村农民以及已成为城镇居民的原来的农民的收入大幅提高，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素质不断提高的劳动力。如此，河南“三化”可期。
然而，以上的部分制度条件需在国家层面上进行改革方可，但地方政府可以变通的方式通过改革来接近。这是一件尤需政治智慧的事。
提高河南省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清廉性和透明度一定是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所热切期待的。为此，河南可否多一些民主选举？反腐倡廉的力度可否进一步加大？可否加大新闻监督的力度？媒体可否有更多的话语权？由于种种原因，河南人对自身在全国的形象比较敏感，这样多少就限制了媒体对问题的揭露。我们可否换一个思路：让媒体的开放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现在是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还是之下？），让全国人民注意到，河南是一个言论相当开放的省份，政府对媒体保护有加，很多问题通过媒体的反映受到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得到较好的解决，地方政府的透明度、清廉度也高于全国甚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投资环境定将大为改善，八方资本来投。河南人获得这样的自信：把自己的问题找出来解决掉最有利于河南人民的根本利益，让河南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建立起一种大气的形象。人大气了也就显得诚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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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121 admin http://www.fanming.com.cn/ fanming1022@sohu.com 2011-08-10T10:42:20+08:00 2011-08-10T10:42:2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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