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fanming.com.cn/ zh-cn PBlog2 v2.4 http://www.fanming.com.cn/images/logos.gif http://www.fanming.com.cn/ 樊明居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47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4:05:04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47
一

       1991年，中国遭遇了一场特大洪涝，波及安徽、江苏等18个省市，受灾人口高达两亿，直接经济损失达400亿人民币以上。

       那年，我正在美国北伊利诺大学（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经济系读博士，还担任了该校中国大陆学生会（也叫联谊会）主席。那时，《人民日报》（海外版）是同学们了解国内情况的主要消息来源。随着《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洪水的报导日益增多，报导的灾情日渐严重，同学们开始不安、焦虑、谈论、想做些什么。于是，我因势利导，首先召开了学生会委员会会议。我说，现在全球都在募捐，美国的其它一些大学已经开始，我校的募捐从今天开始。捐款对象分两部分：中国人和美国人。大陆同学和教师好办，我们可以打电话甚至可以登门。麻烦主要是怎么跟人家老美讨钱。现在，美国新闻界不合作。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新闻界整天谈论中国新闻，可这会儿老美是死人不管。现两亿人受灾，上千人死了，灾情历时如此之久、如此之重，可我就在电视上看到过一回不到一分钟的报导。还没听明白就过去了。现一般老美根本就不清楚中国的洪水是怎么一会事。

       接着，大家就议论开来了：

       “这回白宫不是玩意儿。堂堂美国富甲天下，可美国政府就捐了2.5万（美元）。这2.5万是什么？就是那大马路上数也数不清、最普通的两辆福特车。是可怜一下我们中国人、还是想寒碜寒碜？”

       “这回我是领教了华盛顿在对华政策和处理美中关系上的幼稚。这件事将被记载在中美关系史上。在将来当中国人民回忆这段历史时，在感情上难免不受到一次伤害。”

       我说：“针对美国新闻界的不合作和这回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不甚友好，我们明天发起一场募捐宣传。今晚我起草一份呼吁书，明天在学校所有的教学楼、实验楼和办公楼张帖，并向各系、各教堂、各当地新闻单位散发，诸位以为如何？”

       众人点头称是。大家商量决定今天先开始对自己同胞发起募捐，并做了分工：副主席和两名委员分别去三个中国同学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我给居住分散的同学打电话，三位出门的有情况随时打电话回来跟我商量。募捐正式开始。当然，要从在座的做起。我说：“要人家捐，我们自己先要捐。”

       众人说应该。“那你先出个数，我们才好出数。”有人提议。

       我说：“重在心意，量力而为。这作为本次募捐的重要政策，对谁都不可勉强。我捐30（美元）。”我担心报多了会给别人带来压力。

       各人分别报数，略少于30，大概考虑到对我这个主席的尊重。然后，各人分头行事。

二

       我拿起电话按学生会通讯录给居住分散的同学打电话。

       “魏国强，是我。淹大水了，学生会在组织募捐。重在心意，量力而为。你¼”

       “行了，我来10块。”

       “多谢。明天你把支票放在我系里信箱里。抬头写China Mainland SA。”（中国大陆学生会。SA是Student Association的缩写。）

       ¼¼¼¼

       按照这套说词，我一个接一个给居住分散的同学打电话。绝大多数都表示募捐，少则5块，10块的为多，也有20以上的。但也有个别的没有反应。对表示不想捐的，我丝毫不给压力，客气地说声打扰了再拨下一个电话号码。

       一会儿，学生会委员董淇泓、也是我同系的老学姐打进电话：“喂，告诉你一件事，鲍教授捐了1000块。”

       鲍教授叫鲍城志，在电子工程系任教。当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和江泽民总书记是同班同学。前一年回国江总书记在家陪老同学达7小时，留下很多照片。从照片上看，江总书记的家的装簧摆设不高于眼下中国一般老百姓的平均水平。

       稍稍沉默，我说：“如果有人问我捐多少，就说是40。我再打个电话向老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对。在这里，你的感谢代表全国人民。”

       “我明白。”

       我继续打电话，打到了秦珊珊。秦珊珊是政治系国际关系专业的女博士生，有才气。我喜欢和有才气的人交往。珊珊和我虽不同系，但我们谈得来，也在一起吃过好几回饭，还和一群同学一起开车跑到西部大沙漠中玩得昏天瞎地。算是好朋友了。我喜欢听她谈论天下大事。

       “珊珊。”我的声音就是我的名子。

       “我快累爬下了。最近赶一篇论文参加巴黎的一个国际会议，忙死了。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明天到你那里蹭一回饭，行吗？”

       “没问题，明晚上好吗？不过，今天我得先跟你来公事。发大水了，要捐钱。”

       “捐钱？没有。”

       “什么没有？你明天给我带来。”我想她在开玩笑。珊珊一向慷慨大放，有一些女孩子不常有的豪气。

       “什么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很干脆。

       听口气，不象在开玩笑。我一下不知如何应对了。我没有想到在珊珊这里会碰钉子。如果是一般同学，我就该说“打扰了，再见。”可珊珊不是一般的同学，是我的好朋友。我想说些什么，可一下又想不起来。讲一般的道理会显得对珊珊的智慧的不尊重。

       沉默。

       我还是要说。但要想一想，还是明天见面再慢慢说吧。“珊珊，明天中午来好吗？”我把时间提前了。

       “行。”

       “明天我把上周从中国城买来的一条昌鱼做了。做糖醋的，你最喜欢了，是吗？”我说着笑了笑，想缓和一下气氛，有些沉重了。在我和珊珊之间这不常有。从中国城买来的昌鱼对不在中国城附近住的留学生来说算是贵重食品了。我也想告诉她我的热情和诚意。

       “不捐，还照样蹭饭，还吃鱼？”

       “至于吗？”

       我们笑了，感觉轻松了一点。

       我想和珊珊好好谈谈。别人可以不捐，但珊珊不可以。我不想有一天珊珊突然会觉得在中国人民曾遭受苦难时，她什么也没有做而感到不安。那样，我也会感到不安的。如果珊珊要是仅仅舍不得10块或20块也好办了，我可以为她捐。可我知道，珊珊看钱很轻。她一定有她的特别想法。珊珊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是独特的。

       这时，电话又响了。“再给你两条新闻。”还是董淇泓的声音。她今天是放下她紧张的博士论文研究参加募捐。“我女儿也捐了10块，是她主动要的，用的是她自己的零花钱。她现在正跟着我在挨家挨户地走呢。还有，丁力也捐了10块。听说，为硕士论文的事他跟老板有些闹反了，可能奖学金要没了。他说，省哪儿，这份钱决不能省。”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人问我捐多少，就说是60。”

       丁力学习不差，但脾气太差。捐了钱后不久，奖学金真的断了，正好是夏天放暑假，学校里和那大学城里工很少，他一时没找上一份工。后来，没钱住房子了，就住到他那辆一百块钱买来的破车里，开起来，象拖拉机。经常啃方便面，天天在游泳池洗澡。最不济时，还和同学10块、20块地借过钱。不知道他曾为捐过的10块钱后悔过。好在后来，他还是拿到了学位，还找到一份高薪工作。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人生潮起潮落，此时不知彼时。

三

       打了一晚上电话，收获不小。我又忙起草第二天要出的广告，那主要是针对老美的。广告不能长，要能打动人。我写下了：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Urgently Appear to:



          GIVE YOUR HAND TO CHINA IN BLOODS

          FLOODS RAVAGE CHINA, AND CONTINUE TO DO SO

          18 PROVINCES ARE SWEPT BY HEAVY RAIN AND FLOODS

          THOUSANDS OF CHINESE HAVE BEEN KILLED

          AND TENS AND THOUSANDS OF CHINESE HAVE BECOME HOMELESS

          ON BEHALF OF ALL CHINESE, WE APPRECIATE ANY HELP

          NO SMALL HELP



       （中国大陆同学会紧急呼吁：



         给水灾中的中国伸出援手

          洪水蹂躏着中国，并正在继续着

         十八省被大雨和洪水冲了

         成千的中国人被淹死了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无家可归

         我们代表全中国人民向所有的帮助表示感谢

         没有帮助是小的）



       下面写了联系地址、电话、支票抬头一类的。并告知在收到捐款后会发出感谢信。芝加哥中国领馆救灾协会也会发来感谢信。

       在写地址时我还玩了个小花招：学生会地址就是我的住址。我的房间号应写成“Room 101”（101房），可我写成“Suite 101”（101座），给人一种感觉，学生会是设在一个正规的大楼里，占据一大套间，像个正规的商号。其实，学生会一间房也没有。所有的财产放在一个包里。那里面有老年间的瓜皮帽子，有介绍中国的很多图片、工艺品，还有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总是折得平平整整。开会的时候，我们把她挂起来。那时，五星红旗会强烈地吸引着同学们的视线。有人会在旗前驻足良旧。

       光有字还不够，最好再来张图。我从《人民日报》（海外版）中挑出一张。那上面是洪水淹了教堂，只剩下屋顶和顶尖上的十字架。中国的基督教在受灾，连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都泡水里了，各位圣徒看着办吧。

       各路出门的人都回来了。大家一边吃我下的面条和炒菜，一边说捐款的事。我把设计的捐款广告拿出来征求意见。大家基本同意，提了一些小修改意见。又商量了下一步的工作。人散后，我又赶忙给芝加哥领馆写一份报告，汇报本校捐款情况。

四

       第二天中午，珊珊来了，看上去有些疲惫。她一声不吭地坐在饭桌前。菜已摆好了，除了鱼是主菜，我又做了几道菜，还摆上了上回同学聚会剩下的半瓶葡萄酒。我想跟她在一种好一些的气氛中好好谈谈。

       我倒上酒，两个人就吃、喝上了。珊珊虽为女流，可好酒量，听她说，是下乡时练出来的。我不停地给她斟满。可谁都说话不多。我想说些想说的，可感到气氛不对。只不停地叫她吃。吃喝了一会儿，珊珊放下筷子，说：“饿了，又吃饱了真好。你饿过吗？”

       “大概我们这代人都或多或少的饿过。至少那三年总逃不掉吧。”

       “我还不止那三年。你没下过乡，我下了，又是三年。插洋队，受洋罪；插土队，受土罪。大忙的时候，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又没什么东西吃，饿。有一次，我把这些事讲给我们老板听。他问，那时你们那里奴隶制度还没有废除？”她说的老板是指她的导师。留学生私下称导师常称老板。

       我喝干了一杯酒，感觉有些涩。

       “还有那些村干部，贪污、受贿、还尽欺负女知青。惹不起，躲不掉。你懂得那份难堪和羞辱？”珊珊也喝干了一杯。我又给她斟满，可她一口又喝干了。我放下了酒瓶。

       沉默。

       “后来，上大学了就好了吧？”我说。

       “穷读苦读，大学毕业了，留校教书，可还是穷、苦、累。”珊珊说。

       过了一会儿，我说：“那些事永远难以忘怀，可也别总走不出来。否则，活起来太沉重，会不会？”

       “出来了，心情好多了，也就和过去一刀两断、不再欠什么了，你懂吗？”

       “能断得清吗？在你安徽下放的那个小村庄，就没有你怀念的什么人，比如说一个老大娘或是老大爷，他们曾特别地关怀过你、帮助过你？”

       “可钱能到他们手里吗？那些贪官污吏早把钱给贪污了，我知道他们。”

       “我也担心。可从各方面报道看，好象情况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就算能有一半到那些老大娘、老大爷手里，也值得我们做些什么了。我现在想的一件事是如何获得当地新闻界的支持，让他们配合一下，别死人不管。”我想让珊珊就开始为救灾先做起贡献再说。我又给珊珊满上一杯酒。

       珊珊端起酒杯慢慢地呷了口酒，思索了一会儿，说：“找当地新闻界谈谈。”

       “我担心他们不感兴趣。”我说。

       “加些让他们感兴趣的，别光谈水灾。这世界这么大，不停地有灾害，你不能要求人家老美对哪儿哪儿灾害都要感兴趣。这样吧。”说着，珊珊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通讯本，查到一个号码，拿起了身旁的电话，拨通了，用英文说：“Hi，我是Susan，约翰，你好吗？”Susan是珊珊的英文名。“你知道吗，中国正在遭受水灾。中国大陆学生会已发起了一场救灾募捐活动。你能来采访一下我们的主席吗？他愿意跟你谈论任何你感兴趣的问题，不限洪水。你不是对很多中国问题感兴趣吗？可跟我们主席谈谈。他懂得很多，¼¼”珊珊又和约翰说了一会儿，放下电话对我说：“约翰是《NORTHERN STAR》的记者，跟我蛮熟的，对中国问题有兴趣。他说，《NORTHERN STAR》今天上午已收到你们的呼吁书。他答应来采访你，可能问题不限洪水问题。没问题吧？”《NORTHERN STAR》是校报，也是当地唯一的日报。

       我点点头，笑了。我给她满上酒，也给自己满上。“来，干。”

       她也点点头，笑了。然后，一饮而尽。我也一饮而尽。半瓶酒干了。

五

       当天下午，约翰就来了，一位蛮大胡子的男学生，但看上去显然是位年轻人。他一敲门进来就大笑起来：“我还以为你们学生会设在一间什么办公室。”

       我也大笑起来。我知道，我用Suite 101代替Room 101 起到了效果，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我们各自做了介绍，采访就开始了。我先把他带到墙上挂着的中国地图面前，简要的介绍了中国洪水波及的范围和受灾严重的地区，还把从人民日报上剪下的一些图片给他看。我看他不断的点头，好像渐渐认识到中国洪灾的严重性。我们又坐下来谈话。

       “你‘六四’的时候在哪里？”约翰开始问与洪水关系不直接的问题了。

       “在洛杉矶。”我答。

       “那时你参加游行了吗？”

       “这和为洪水捐款相关吗？”我反问。

       “我做个假定，那时你站在学生一边，可你现在又在帮助中国政府，你不觉得这中间有什么矛盾吗？”他用两只手做了个对顶的姿势。

       “我总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我肯定地回答。

       “不久前，国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又通过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如果让你发表意见，你会站在哪一边？”约翰又问了一个站哪边的问题。

       “还是中国人民。”我回答。“我注意到这场辩论，也能理解双方的观点。不过，我认为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既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如果最惠国待遇取消，受害的不仅是中国，美国也同样。自打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经济已走向低谷。保持双方的最惠国待遇对美国经济走向复苏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你们取消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打击了中国政府，可受害最深的却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

       在我讲话时，约翰快速地记录着。他写了一阵，又问：“其实，最惠国待遇是和人权问题相联系的。我想知道你个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人权是动态的。一方面人们对人权的理解是不断发展的；另一方面，现实和人们的理想总存在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问题是普遍的。中国和美国都存在人权问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中国人民从这些痛苦的经历中不断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也正在一天天改善着人权的状况。中国政府也从过去忌谈人权走向公开谈论人权，与国际社会交流对人权的看法。当然，这需要过程，需要条件。不可否认，国际社会的推动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对中国的孤立主义只能事与愿违。50年代西方对中国的孤立主义把中国一头推向苏联；6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孤立主义使中国只能与非洲为伍，闭关锁国。孤立主义不能帮助中国，同样，孤立主义也不能打倒中国。”我说着说着站了起来来回走着，有些情绪化了。

       “在美国，很多人认为，孩子是上帝赠给人的礼物，人不可以拒绝，不能违背上帝的旨意。很多人还相信，堕胎是对婴儿的谋杀。可你们的政府却在鼓励人们堕胎，听说有些地方近乎强迫。你可以做个评论吗？”

       我回答：“中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决大多数人民是无神论者。他们不把孩子看成是上帝的礼物，只是一种客观的生命现象。我也知道堕胎是否是谋杀在美国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评论。我只想介绍一下中国人口的处境。一句话，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而且集中在东部，导致东部人口过分拥挤。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人口保持正增长，或迟或早人口膨胀会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问题，包括美国。由于特定的人口处境，在控制人口方面，中国先走了一步。我相信总有一天，人类如果不控制自己的生育、任人口总是正增长，那么，人类的生存环境必将严重恶化。”

       约翰点点头。他终于又把问题会到了洪水上来：“这次中国遇上特大洪水，中国政府呼吁国际援助。将来，中国遇上自然灾害是否经常要求国际援助？”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政府这次对国际援助所表现出少有的开放态度。我想，当中国需要国际援助时，中国会坦诚地告诉国际社会；当其它国家有困难时，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伸出援手。中国不会经常要求国际援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不断加速。再有10年、20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会越来越大。”

       约翰在快速的记录着。我担心有些地方我讲得太快了，他记不下来。

       约翰停下了笔，站了起来，甩了甩他的手。他的手一定是酸了。我们都大笑起来。

       第二天，约翰的采访就发表了。不少观点都写进去了。很快，我的信箱里开始有了老美的支票。还有一张支票我特别在意，那是珊珊放的，60美元。

       到底是珊珊的出手。

六

       捐款差不多持续了近一个月，断断续续有支票放在我的信箱。不过来自老美的支票总是不多。由于中国同学和教师的积极捐献，我校的捐款成绩是不错的。我校中国学生、教师只有约150人，不算多，但捐款总额一直在芝加哥领事馆管辖的中西部九州的高校中名列前三、四名。芝加哥领事馆当时所出有关救灾捐款的简报均有我校的报导。《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提及到我校联谊会组织的救灾捐款活动。

       捐款的意义已超出了钱的本身。它留下了很多的思考：中国发大水，国人受难。我们这些海外的学子们费尽心机、厚一张脸去求爹爹、拜奶奶地跟人家讨钱，想来也是羞。讨了半天，也没有从老美那里讨来几个钱。我就想，现在美国发大水了，我们是美国人，需要这么去讨吗？说到底，中国穷。假如再过20年，中国又发这样的大水，我们还要如此跟人家讨钱吗？至少我是无颜了。

       中国人，认清楚，我们只有靠自己，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要再加把劲把中国建设好。

       这次募捐，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地华人的捐款热情是空前的，表达了世界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血，毕竟浓于水。





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美国），1997年3月21日

1998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女博士的一天》（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收入《寻梦北美--- 洋插队交响曲》，中国青年出版社，

获美国《世界日报》“中国知青洋插队”征文佳作奖

评审评语：写自己为中国水灾进行募捐的片段，有真情，有深度，有辩证法。通过赈灾捐款，写出中国流美学生的种种态度与思考，情节感人。]]>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46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4:04:18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46
目 录

序(李静宜) …………………………………………………………… 1

女博士的一天(中篇小说) …………………………………………… 3

寻(中篇小说) ………………………………………………………  64

相遇 (短篇小说)…………………………………………………… 144

他将归去(短篇小说) ……………………………………………… 150

巴黎第一日（纪实） ……………………………………………… 155

血与水：洪涝1991（纪实小说） …………………………………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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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45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4:03:40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45
       资源环境科学系成立了。我希望有一个学生办的杂志。我第一次见到同学们时就呼唤了，今天已编辑完毕，匆匆阅过，心中欢喜。

    我以为，大学，最根本的是创造和传授交流知识的地方，要求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学校的大楼只是一个壳。交流知识还有心灵要一块地方，《绿色世界》就是同学们交流知识和心灵的地方。

    同学们自己的地方，相信同学们一定是喜欢的。希望同学们经常到其中，栽上你们采来的花与草，还有你们自己培育出的新品种，再不时给它们浇水施肥。这个地方会越来越美，草和树会更茂盛，花会更鲜艳。

    心灵的地方是没有边界的。心有多大，地就有多大，就承载多大的天空。那是我们同学的舞台。同学们可尽情欢跳。年轻多好，是欢歌跳跃的时光。

生命很长，生命很短。其实生命的长短更多的是我们如何对待生命。有生物学家研究，凡自然寿命短的动物，活动的节奏就快；而自然寿命长的动物，活动节奏就慢。可能所有的生命对生命存在的时间的感受是差不多的。我理解，生命的本质不是时间，而是事件。没有事件的生命，纵然很长，也如同虚无。同学们有了一块地方，可以尽情舞动自己的青春，如同生命在延长。更有文字的记载，青春也因此更加永恒。

心灵之地是无边的，自然也就是包容的。容乃大。让它包含更多的五彩斑斓的思想和情感，就像秋天的大山那样，不仅美，而且美得多种多样，那是美的上界。你相信，思无邪吗？

我将总是关注这块土地。也将和同学们一起播种浇灌。还有很多的老师也会加入我。

你想，那将会是一块多美的地方啊！



                       刊登于河南财经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系系刊《绿色世界》]]>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44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4:03:22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44
记得几年前留学美国时，有一年十月初因有急事我单人驾车从中部的芝加哥驶往西部的洛杉矶。越过洛矶山脉时天降大雪。到一个三叉路口我一时不知该走哪一条路，于是便把车打到路边并急刹车。结果车顿时失去控制并原地打转。车停下后，我正面临悬崖绝壁。当车打转时，我头脑中只是一片空白，并无暇思考死亡，尽管死神就在眼前徘徊。                                              

这之后有一次夜间起身如厕，完后发现池中尽白。我立刻断定这是从身上排出的蛋白质一类的东西。我想，这回可没上回那么便宜，定要与死神狭路相逢了。我不得不想一想与死亡有关的事了。这时，我丝毫没有体会到什么恐惧感，相反倒有一些兴奋。美国人有一句话，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一直蛮喜欢这句话中所表达的对死亡的乐观和超脱。我想，我很快就可以体验死亡了，就好像马上要登上月球似的。

死亡和爱情一样都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作家可以根据自己对爱情的体验描写爱情，可无法根据自己对死亡的体验去描写死亡。因此，对死亡的体验一定是最独特的，而且只能靠自己了，并无法传于别人。

我决定第二天去看医生，让医生估计一下大概还剩多少时间。然后想，如果是一个月我该做什么，那两个月、三个月呢……我顿时觉得时间竟是如此的稀少和宝贵，而要做的事竟是如此之多。我为曾经浪费过的时间而感到懊恼，此生也将因此留下太多的遗憾。到此时，我对时间的理解又更深了一层：生命随时可能终止，人确实要珍惜时间。

到天快亮时，我突然想起，昨晚我洗完衣服后把剩下的一点肥皂头扔进了池子。我去仔细瞧了瞧，发现确实在。一场虚惊。不过，倒是一场难得的与死亡有关的体验。

后来，我重新编辑并出版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女博士的一天》。其中增加了与死亡有关的话题，也许和过去的体验有关。兹录于此：

一个人防老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未老时多做一些。当真正老了以后，回首平生，有许多可以引以为豪的经历，可以永远蔚藉心灵的美好情怀。死亡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死亡过程是走进一条漫长、黑暗的隧道。然后，终于看到了出口处的光亮。在出口处，沐浴着灿烂的阳光。那些曾经爱过你的人会来迎接你。你将带着美、带着爱、带着一生的骄傲和自豪幸福地走向天国。

    发表于《黄河黄土黄种人》1999年第6期]]>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43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4:03:04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43     

       曾两度访问台湾，有机会接触台湾政要。有一次与一政要喝酒闲聊。酒过八巡，这位政要生出一番感慨来：“我们这些政界人士，在外风光，回家有时连狗都不如。”我惊问，何出此言？他道了一段他自己的伤心往事：

       政界人士晚上常在外应酬，难得归家。有一周六晚，幸无应酬，在家与太太、儿子共聚。客厅里，太太打毛衣，儿子和狗玩球，自己闲看报纸。一片轻松，其乐融融。那狗全身雪白，无一杂毛，呼之“白白”。人见人爱，尤其是儿子，几爱狗如命。这时，外面正下雨。儿子一下把球打到院子里去，于是叫狗去拣球。太太发话了：“白白别去，让你爸去拣。”无奈，这位政要只得放下正看得来劲的报纸到院里冒雨代替狗去拣球。

       有一天，狗在门口被车压死了。夫妇俩固然伤心难过，但更担心的是儿子会受不了。两人几经商量、准备，决定了如何跟儿子说狗被车压死的事，如何安慰儿子。下午，儿子放学回家。只有太太在家。太太对儿子说：“白白被车压死了。”儿子哼了一声，无所反应，进了自己的房间。太太觉得儿子一定没有听明白，她估计儿子听到狗的死耗一定会放声大哭。于是，跟儿子来到房间，又一次告诉儿子：“家里的狗白白今天被车压死了。”儿子顿时嚎啕大哭，伤心无比。

       事后，太太总感有一事不明，问儿子：“为什么我第一次告诉你白白被车压死了你毫无反应，当我第二次告诉你时，你才难过？”儿子答：“你第一次跟我说时白白被车压死了，我听成爸爸被车压死了。”]]>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42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4:02:33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42
凌晨三点多钟，H城火车站候车室。那是1980年的暑假。我在读大学二年级。

“姐，看来我们今天要坐以待晓了？”我说。

“看来如此。”姐姐耸了耸肩说。

我和姐巡视了一圈，经过协商终于在两位躺着的人的四只大脚之间占下窄窄的一席。姐今天在车上站了好久，更显疲劳，我让姐坐下，我靠着她在旅行包上坐了下来。

我和姐出来旅游。昨天从S城出发，现正在转车。要到早上八点半才能继续上车。这里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候车室。这时，这个空间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不少农民模样的人自带铺盖在酣睡。也有的蜷缩在墙角发楞。有的目光呆滞地注视一点，或许在沉思，也可能是麻木。有三两闲聊的，下棋打扑克的。也还有胸佩大学校徽、可见背心上印有X X大学字样的大学生。

巡视了这个空间一周后，我的目光呆滞地盯着一墙角，发现一件雨衣上躺着一位青年男子，脸朝着墙。

突然，一位婴儿哇哇大哭起来。那位母亲顿感过意不去，慌忙哄着孩子匆匆走出候车室。一切又恢复到原有的平静，好像更静了。

我的目光又回到那墙角。那位男子大概被刚才的哭声吵醒，动了动身子，然后慢慢地站了起来，转过身子。啊，他的脸怎么这么似曾相识？使我产生这种感觉的第一信号是他那双眼睛，那双浓眉下的大眼，在这个时空中尤显独特。虽说也是带着倦意。但当你被它扫过的时候仍会感受到它的敏锐、锋芒，让你想起剑的锋。

对，就是肖康，一个系的同学。他比我高一届。怎么竟会认不出来？一半是没有想到，一半是他变了样：头发乱蓬蓬的，尘灰盖住了它本乌亮的光泽；原来白皙的脸上，除了灰蒙蒙的，有半边还沾上了灰土，大概刚才脸贴到了地面；那件我熟悉的咖啡色的衬衫上留下了一道道白色的汗渍，裤管上还沾了不少泥巴。

我们相认了。此时此地意外相遇使我们不禁激动起来。我站起身来赶快向他走去，用在此时此的大声叫道：“肖康。”他也叫着我的名字。我们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但很快收到我们行为的反馈：首先我们彼此充满热情的呼唤使周围不少人抬起头或转过脸来注视我们。进而，他们发现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有对少男少女四手相握。顿时，我们也有所觉察，微微一笑，慢慢放开了手。

“从哪儿来？”我问。

“昨凌晨从S城出来。”肖康说。

“哪一趟车？”

“自行车。”

“自行车？骑了几天？”

“连接二十二个小时半，还是算在一天之内吧。”

我有些惊讶。我们坐火车还花了四个小时呢。“一共出来多少天了？”我继续问。

“半个月多了，走了好几个省。”

“一定很有趣吧？”

“应该是吧。不过，得看人怎么理解。”他想了想说。

“我们出去走走好吗？”我提议。

我们走到站前广场。肖康继续说：“为了能用一天时间从S城到这里昨凌晨三点多钟我就从S城出发了。从地图上算起来，这段距离不过两百四十多公里。可中途不断刮风下雨，链条又断了，得自己修。由于对途中补给估计不足，离到达前七、八个小时就断粮断水了。这几天正好是月亏，天又阴雨，夜里一片漆黑。行车只能根据中间的一线反光判断路线。有时直担心，一次判断错误就可能下沟了。当水壶里的水只剩下两口、而嗓子干渴得难以忍受的时候，只能用嘴沾一沾水……”

说到这里，他感慨地摇了摇头。我完全能想象出他当时的艰难。

“不过，愈是这样，我倒愈是死心：不见H城灯火，我决不下车。当我骑到车站广场，看到广场上明亮的灯火时，如果当时我不是一个而是一伙，如果你也在其中，我们一定都会欢呼、发狂。这时你才能更加理解什么叫做强者的胜利，强者的欢乐。不经过一番艰辛，不能在艰辛中坚持下来，是很难真切地体会这种胜利的喜悦。”

我深深地点点头。虽说我对他所说的艰辛与欢乐没有切身的感受，但我能理解。我又重新打量了他一眼，找到一种新的感觉：他不是一个从墙角走出来的人，而是一位从艰难坎坷中走出来的强者。

“哎，自打出了家门，就再也没见到熟人说话。一路上，虽说饱了眼福，但也受了不少寂寞之苦。有一次穿过山区，两三天中只偶尔见到一些山民。有的地方静得一点声音也听不到，走路时衣服的磨擦声也直哗哗贯耳。也是一番滋味，一番奇妙。”肖康说着感叹地摇摇头。

“此趟远行，一定有不少新的经历和感受吧？”我说。

“倒也是。翻越了延绵不断的群山，看到了大海。”

他提到大海，勾起了我的大海的向往。“我还没见过大海呢。大海真得很美吗？”

“哎，”他叹了一口气，“我从小在内地长大，没见过海。但从小开始，我就对大海特别向往。本以为这趟旅行中最有意义的应是见到大海。但恰恰相反，看海构成了这趟旅行中最伤感的事。”

“为什么？大海不美吗？”

“我本来想象，当我站在海边的礁石山上，应可以看到天边的彩霞，展翅的海燕，碧绿万顷的海面……但我失望了。什么也没有。真正看到的只是乌云和笼罩在浊黄的海面上的阴霾。海浪拍打在海岸，但看不见高尔基《海燕》中描写的翡翠，而只是浑浊泥浆的泛起。海风吹来，只闻道扑鼻的咸鱼腥味，丝毫感受不到被吻的甜蜜。小时候我就知道，海水是咸的。从那时起，我就想总有一天要亲口尝尝它的咸味。可当我真地捧起海水时，那泥沙加鱼腥的黄水使我不知所措。最后还是咽了一小口。也许是海水苦涩太难喝了，也许是历尽艰辛换来的只是对大海、对海水的失望，我鼻子一酸，眼泪快流了出来。”

我侧过脸，借着路灯的光看到他的表情，显得伤感。我也不禁随之伤感起来。不过，很快我又笑起来。我说：“没有想到哎，你这么一位不畏艰辛、意志坚强的男子汉也会见物伤悲，甚至差点流泪。要是位女同胞还差不多。”

“不对，这是偏见。”肖康不容分辩地说道。“我以为，所谓意志坚强的人正是那些几经艰辛、挫折而总是一往无前的人。在他们处于艰难困苦时，他们并非对他们的困境不屑一顾。他们也伤感。而且，他们对事业的追求，对成功的渴望使得他们在艰难困苦中比那些无所用心者更伤感。但他们的坚强就在于他们不是情感的奴隶，而永远是他们坚强意志的执行者。”

他望着我的脸。我深深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说道：“其实，现在想来，也许并不值得那么伤感。我见到的大海只不过是东海一角。东海且大。此外，还有渤海、黄海、南海。应不乏理想之海。我现正南下，去看南海。”

我不免有些惊诧。我知道，从S城到南海，远非一日之遥。南国的群山、骄阳、狂风暴雨都会是他必不可少的陪伴。不过，他倒显得若无其事。

以后，他又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他旅途中的所见所闻。肖康兴趣广泛，观察的内容也丰富。河流、山川、名胜、建筑、民俗等等他都留心注意。我也向他讲述了我一路的所见所闻。我们一吐为快。

天，在不知不觉中发白了。他准备继续上路。

“你要不要休息一天？”我说。

他微微一笑：“没关系，我已有几次三天睡两觉的经历了。”

“今天可能还会有大雨。”我看着满天翻滚的乌云说。

“要避风雨，何必远游呢？”他说。

我知道，他不会轻易改变他的意志。我便送他上路了。他趟着车，我们默默地走着。也许是刚刚相遇马上又要分手，我们都不免感到一种惆怅。

出城了。

“你该止步了。不为同路人，一别难免，不是吗？”肖康说。

我低着头继续走着。过了一会儿，我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走很远很远的路。我真想和你一起去，去看南海，为了心中的那幅画。”

“可路实在太长太难了。我怕你坚持不下来。”

我们相视一笑，带着几丝苦意。

出城有一段了。公路陡升，一座山在前。

他停了下来，伸出了他的一只手，望着我。

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他也紧紧握着我的手。这时，我感受到他的手上长了不少粗茧。那感觉和舞会上的大不一样。

他含笑的向我点了点头，上车了。只见他双目平视前方，显得深沉、自信。山路太陡。车轮一圈一圈地艰难地向前滚去，离我越来越远了。他带走了他的信念、意志、才气和热情。渐渐地，他的身影模糊了，溶化在岩石、树木和晨雾中。

欲达南海，千里之遥，谈何容易。但我知道，肖康永远是他坚强意志的执行者。

我心中默默地念道：肖康啊肖康，你为什么不能像周围那么多人那样尽可能安逸地存在着，而要为了你心中的那幅你想象中的大海的画如此奔波？你为什么总爱把自己道路选择在艰难曲折的崇山峻岭之中？

                                                     1981年秋初稿于南京大学

                                    1995年春修改于美国北伊利诺大学]]>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41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4:02:15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41
才早上七点钟，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电话说了声：“我是若曦。”

“若曦，又考虑了一整夜，还是决定了：毕业典礼后我将回国。”

沉默，好一阵。

“逸飞，做顿早饭好吗？我马上过来。”说完，也没听清他说行就放下了电话。到逸飞那里趁饭从来没有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埋头准备博士资格考试。好几天了，没出过门，也谢绝了所有朋友的来访，一头钻在文海书山中。头也一直没有认真梳过。我照照镜子，发现自己苍白的脸上再找不出往日的那种红润。两只大眼睛被两个大黑圈严严实实地包围着。我摇头：也许女人想漂亮就不该出国留学。也许出洋念博士是女人美容之首忌，不知美容书上有没有这一条。所好者，微微的浮肿掩饰了近日来的消瘦。早上五点钟就迷迷糊糊地起来了。用热水冲了头，这会儿头发似干非干显得光亮。

上个月看电影《大决战》，上中下三集，一集三小时，精彩极了。可这会儿轮自己上场了，博士资格考场，也是一场大决战，也是三集，一场五小时呢。不知自己能否演好，好在信心倒不缺。往年十人上场，五人败阵。然后被学校一脚踢出门外，自个儿活去吧。真乃两种前途，两种命运。

开车一会儿就到了逸飞的住处。只见一桌早餐已摆好，挺像回事的，显然是精心准备了。我已好多天没有吃过像样的饭了，顿感饿了。我先闷头吃起来，然后在想，如何说服逸飞留下。

逸飞在这里比我高两届。可岁数比我大多了。他下乡插过队，到77年恢复高考才考上大学。现所有博士学位要求的工作都已完成，只等参加毕业典礼了。他的导师是一位很出名的教授，一直希望他留下来做他的博士后，学校也表示愿意帮助他申请美国国家利益豁免绿卡。这种绿卡可立刻发给那些被美国认为留在美国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申请者，不需像一般的绿卡申请要几年的等待。逸飞应可申请上这种绿卡，因为他所做的研究对美国宇航工业有重要的贡献。逸飞对去留一直犹豫不决。可刚才电话里说，要回去了。这也意味着他将离我而去。

记得三年前我初到美国，第一个在机场迎接我的就是逸飞。从此，他一直是我最尊敬的学长。我最喜欢一边吃他做的菜，一边听他神侃。不时跟他来场论战，尤其当他给我兜售他那套死板的人生哲学时。我总觉得像他那样活得太沉重，像要背十字架似的。好像中华民族百十年所受的苦难、屈辱让他一个人扛似的。但他那丰富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他们学识和敏捷的思维却让我折服得不行。在我这一拨人中，无人可与他比。记得在大学时，男同学对我最大的意见就是说我傲。其实，说白了就是说我看不上他们。这哪能怨我？但在逸飞面前我从来一点也傲不起来，只能乖乖地做他的小妹妹，至多只能耍点小女孩的小花招、或使点小性子什么的。那时，逸飞一定会让我的。

我已想了好久，反复想过了：逸飞是不是就是我要找的白马王子？如果他要愿意活得再潇洒浪漫一些就好了。如果那样，我就很难找到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有魅力和那么富有情调。我老问自己，是否已在不自觉中深深地爱上了他。那种在不自觉中产生的爱往往会是难以忘怀、甚至会是刻骨铭心的。我爱他的情怀、他的追求、他的才华、甚至他一生中所经受过的坎坷和苦难。他太难得了，必须留住他。

这时我能感受到，逸飞没有吃，正望着我埋头吃东西。有时他就喜欢不吃，看我狼吞虎咽吃他做的菜。于是，我们共同都在享受了。我吃了一会儿抬起头，看见他正注视着我的双眼。我们对视着，默默地。我们笑了。

“你的老板希望你做他的博士后，还付你3万年薪，学校还要帮你办国家利益豁免绿卡。你将做你感兴趣、很有价值又很有希望的课题。多少人在羡慕你。为什么就不能留下来呢？”我说。我提到的老板是指他的导师。在美国大学，导师和其指导的研究生很多时存在一种雇佣关系，即导师用其申请到的科研经费雇用研究生做研究。因此研究生通常在背后称导师为老板。

“说实在，决定去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逸飞说。“当我曾经想到一毕业就要回去，我一下对这块新大陆变得特别留恋起来。凭良心说，这片土地不错，美国人待咱们也不薄。可当我想到一旦拿到绿卡，然后走向公民的道路，甚至长眠于此，我又变得犹豫、彷徨。我觉得我还是放心不下那片土地上的事，我们在那里生长了几十年了。这几天，你没有吃好、睡好，我也一样。我渐渐悟出一点：我决不是说留学值不得，但出国人有其特别的苦处。过去我们老说，插洋队，受洋罪。这里的罪主要指学习、工作的辛劳，就像你现在这样，我是过来了。这种苦是暂时的。我看到一种长久的苦，无论生活在哪里都难以回避。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边缘苦。那我来说，我可以留下，也应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可我们将无休无止地牵挂那一方土地上的事，而且可能是带着几分内疚感，总感到欠了什么。可回去了，又忘不了这新大陆。于是总生活在一种反差中。你会担心自己的研究会落后，你会不时地把现时生活与过去习惯了的生活相对比，觉得不方便、不习惯，如此等等。出国就意味着成为边缘人，所以就得受边缘苦。”

“等拿到绿卡再回去不行吗？我问。

逸飞摇了摇头：“我反复想过了，不妥。谁都知道绿卡千般万般的好处，可至少有一短处：如果我们怀里揣着绿卡回去，我们就成了客人了。人们可以象迎接远方的贵宾一样迎接我们，可不会有多少人相信，我们将会与他们同患难，共命运。你这么想吧，有一天你满怀亲情回家了，可家里的人全都客客气气把你当作客。你能想象出那番滋味，那份不自在吗？可在美国有家吗？你可以攒钱买房子，下班了说“回家”。可你的精神家园永远在大洋的另一岸。在这里到老都是客。这件事没有道德的是非，但是一个事实，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

“不要他们的绿卡，过三年回家不行吗？”我说。

逸飞摇摇头：“你我相差八岁。年岁大了，应该抓紧做些事。我总有些时不我与之感。”

“你回去了，你以为你还能适应过去的那种生活吗？你在外面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想应该会。我们毕竟在那里长大，留着根，尤其如果我们总把自己看成是普通人，不要总带着一份优越感。”

“可现在的国内已远不是你出国时的那个国内，一切都变得太多了。”

“可这中间不也包含着许多中国人的长进和成就？这几年，火烧不垮中国人，水淹不垮中国人。遇上再不愉快的事，也总在做该做的事，而且做了很多出色的事。可一些出了国的中国人总不时以讥笑自己同胞的不足为乐。为什么不多看看、多想想中国人的新长进、新成就？”逸飞显得有些激动。

“可现在国内的环境能为你将来的事业提供必备的条件？”

“我能理解你的问题。可条件需要人来改善。我们可以在美再呆十年、二十年。那时，就算一切尽善尽美了。我们怀里塞足了美元，拎了大包小包，踏上了一片尽善尽美的国土。可你不想想：美国那片土地富了，你去了。中国这片土地又富了，你又回来了。为了这片土地，多少中国人流尽了汗，流尽了血。可你作为中国人曾为这片土地做过什么？除了无济于事的忧虑，至多不过是坐在有地毯的客厅里侃了几回大山且充着忧国忧民。我从来不享受那些我没有为之奋斗过的成果。那样，我心会不安的。”逸飞越说越激动。

沉默，半晌的沉默。

我慢慢抬起头，直视着逸飞的双眼，用深情的声音说：“难道美国就没有你特别留恋、留恋的什么吗？”

他也望着我，凝视着。过了一会儿，头又低了下去，说了一句：“不知道。”

“如果还有人特别恋着你呢？逸飞，回答我的问题，不准说不知道。”说着，我用手推起他的头，用女人最深情的目光望着他。

他叹了一口气，说：“若，说心里话，你是可爱的，而且是很可爱的。你知道，我从来就喜欢你，甚至可以说得更严重一些。可我知道，虽说我们是学同一专业的同学，但我们背负着不同的命运。背负不同命运的人会走不同的路。到最后，要么其中一个人硬被拉上另一条不愿走的路，要么就分手。何必呢？为什么不把最美好的记忆留到永远？虽是隔海隔洋，可彼此间每一次祝福都是最真诚和最美好的。也许你又会笑我说，看你老大不小了，还是一个纯情的浪漫主义者。可这也难以改变。”

“别说这些，别说分手好吗？”我握着他的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

他没有拒绝，在默默地接受着。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了头，笑着对我说：“让我毫无牵挂地上路吧，好吗？”

慢慢地，他把手抽了回去。

我慢慢地垂下了头。眼泪慢慢地充盈了我的双眼。我摇摇头。我知道，他是无法留住的。他将归去，去走他的路，寻他的梦。

                                  1992年2月19日出发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5年春增改于美国北伊利诺大学]]>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40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4:01:53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40
       国内的大学让学生做些活拿一些钱叫“勤工助学”，在国外就两个字“打工”。

       我曾在美国留学时打过工。现在那段生活已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有的人脱离打工生涯后就不愿再提起了，甚至到了一个新地方就干脆就否认曾经打过工，而我至今怀念打工的岁月。并不因为那段岁月有多美好。其实，有时人们更怀念蹉跎岁月，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对今天的影响更大。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文学上悲剧更具感染力，更能触动人们的心弦。

       记得在我留学时的第一个暑假去到一个美国人家里打钟点工。那主人叫我刷马桶，而且是要求带上皮手套把手伸进去直接洗刷。对我这是一件新活，过去没这么干过。没有选择，带上手套，义无反顾、说干就干，毫不犹豫就把手伸到该去的地方，虽说手感有些怪怪的。

       在那段岁月，有时我会想起刘备、关羽还有张飞，想起他们曾搓过草绳，打过铁，卖过肉，甚至还想起过韩信，能受胯下之辱。也想起他们日后称帝为将，叱咤一时，风情万世。不过，后来也就不怎么想起他们了。在出国前，我们这一辈人受过太多的关于要尊重劳动人民、要平等地对待他们之类的正统教育。可出国后我发现，在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中，等级观念可能是最强的，至少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其实，心里面老想着要平等对待做体力活的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居高临下的姿势了。而我发现，我的美国同学们好像更能平淡地对待打工。记得过去在国内时，我们曾常讲一句话：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在美国，这句话好像可以改为：工作只有挣钱多少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与人好像更能平等相待，至少在表面上。

       回想起来，在中国的文化中有一种把干体力活与受辱相联系的倾向。比如要惩罚一个知识分子就让他去干又脏又累的体力活，而脏累的程度可反映出受惩罚的程度。其实，这中间有个矛盾：一方面把干脏累体力活的人说得多么伟大崇高，可又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让知识分子去做作为对他们的一种惩罚。不知一位整天被告知他很伟大崇高的清洁工有一天发现一位正受惩罚的教授跟他推同一辆粪车时作何感想？

记得有一年的春节晚会上有一个小品，一对老夫妻和远在美国留学又在餐馆打工的儿子通越洋电话，其中有这么一段词。老母亲对儿子说：你快快学好了，回国后“头朝上”地工作（老母亲以为在美国的儿子总是头朝下站着）。好好地把咱们国家建好。赶以后，让外国人也上咱国家刷盘子；他要来刷，咱们还要看看跟咱们的关系呢。…… 相信当时看这段戏的国人们可以在除夕之夜“阿Q”一回，好过隐。可细细想一想，为什么总有一些带着受辱的心情看待刷盘子？为什么就不能平等地看待一下刷盘子呢？而且，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么多正在刷盘子的同胞此时做何感想？那些不刷盘子的人又会如何对待那些刷盘子的同胞？

充满着矛盾的价值观，充满着矛盾的国人心态。

中国人如果能克服掉这种矛盾心态就更成熟了，就大气了，就能更坦荡地对待世界和对待自己。

不知现在国内的大学生在勤工助学时有一种怎样的心态。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希望他们能有一种平常心对待工作。不要拔高它，也不要贬低它。就是一份可以助学的工作而已。当然，人们会注意到，由于你们的工作，我们大学的校园变得很清洁。也许还注意到，你们对干体力活的人更随和，而且那主要不是出于一种一般的礼貌，而是你没有注意到你与他们有多大的差别，仅仅活干的有些差别而已。也许还注意到，你们更善解人意，愿意给别人更多的宽容和帮助，因为你们更能体会到，那些处于困难中的人们多么需要别人的支持和帮助。仅仅你们的笑容就让他们宽慰了许多。我总希望我们中国的大学生将来从校园走向社会时既有一种平民的心态，又有一种高贵的气质、而这种高贵的气质来自于你们受过的良好的教育和训练，而不是不懂得体谅别人和尊重别人、自以为可以高人一等的所谓贵族、官老爷。

在美国的留学生中有一句话，到美国来留学没有打过工不算真正来留过学。也许不同的人对这句话有不同的心得体会。我体会，打工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说有着独立的意义，是一堂有价值的课。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机会打过工是蛮幸运的。有时，我会拍拍正在走廊拖地同学的肩膀对他说，这活老师曾经也干过。讲这话时是带着几分骄傲的，这份骄傲来自于那至今难忘的打工岁月。

打工，仍在我的记忆中。

                       2001年7月发表于《勤工岁月》（国际华文出版社）

                       2005年刊登于河南财经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系系刊《绿色世界》]]>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39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4:01:29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39
樊 明

1997年3月，为参加第十四届大西洋国际经济学年会，我第一次从美国乘机来到巴黎。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顿感两眼一抹黑，话也说不清，路也不知怎么走。当务之急是在会议未开前办好回美签证。我本可申请六四绿卡，可放弃了。现在麻烦来了。为了保证办到签证，我准备了一包材料，除了自己准备的外，还有国际办、导师的等等。说起来，也是一包耗费的精力和人情。

巴黎的路不像北京的路是棋盘型的，而多为放射型的。经常有五、六条路交汇到一起，很少有长长的直路，走不了多久就要拐弯。加上法文路标对不识法文的人来说不好认，找起来就更难了。我明知已到了美使馆签证处附近，可怎么也一下找不到。时已近人家关门，只得打的。先和司机谈价钱，谈妥了，30法郎送到。我只提一个要求，要尽快。上了车，这司机爷带我到处转圈。我说，你快带我去，我一样付30法郎，可司机爷不听。到计价器显30法郎时，车正好在美使馆签证处门前停下。我一看离开发点也就挪了约400米。无奈，只得付30法郎，还夸了司机爷一句，你真会做生意。进了门，先一阵搜包，全身安全检查，让人怪不自在的。

终得进到里面，接着是填表，缴钱，排长队。好久不排长队了，怪不习惯的。诚惶诚恐来到签证官前。一想到当年顺手可得的绿卡，这时别感一番滋味。经过一番盘问，签证倒是答应给了，可要到次日方可取。也罢，也算了了一桩心事。

接着的问题是住哪？早就听说巴黎旅店很贵。而我只是一学生。这趟出来学校只补助一小部分，故不得不想办法住便宜地方。有人告诉我，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有招待所，条件虽差，可便宜。于是，请芝加哥中国领事馆提供地址，慢慢找去。也是颇费周折，还是找到了。可只见铁栅栏门封得死死的，要到下午两点半方开门，这让我想起过去熟悉的作息时间。于是只好坐在铁栅门前歇歇脚。两点半过了一会儿，门渐渐升起。我赶忙进得馆内，顿生出一种亲切感，感到有了依靠。只见墙上还贴了一张用大红纸毛笔书写的向云南遭地震灾区人民捐款的倡议书，又得到一份亲切。好久不见大红纸糊的倡议书、决心书一类的东西了，找到一种过去的感觉。

我向值班守门的老师说明来意。他放下手中正看着的政治学习材料，问我有没有介绍信？好久没被问关于介绍信的问题，我愣了一下，答没有。我实在想不到在西方住个招待所还要带介绍信。我接着说，我确实是芝加哥领馆介绍来的，提供了地址。她说，口说无凭，没有介绍信，不能接待。我急了，又加争辩。她说，没介绍信，我身份不明，好坏不清。万一出了问题，她负不了责任。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到我带来的一本书。不久前，我的长篇小说《求学，在大洋彼岸》由政府办的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带了一本拟送一与会的朋友。那书上有我的照片和简介。我赶快从包里找出，递上去，说，这作者简介能证明我的身份，书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的。这暗示我应是好人。她看了看，翻了翻，笑了笑，算默认。但他仍坚持没有盖红印的介绍信不能收留。不过，口气倒是软了不少。她又加了一句，不知我有没有绿卡。如有也不能在这里住。本来，一个人要证明自己没有绿卡是很难的。不过，我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我说，我没绿卡。这书中有一句话可资证明。说着忙翻开递上。她笑了。我又跟着诉了一番苦，道了一番难：好不容易找到使馆，本以为找到了家。可如被你们赶出，叫我如何作想？我语言不通，巴黎一点也不熟，天又渐晚，叫我怎么办？终于她收留下我。叫来一位叫刘老师的让我跟他上楼办住宿登记。到楼上，我发现招待所住得很空。

办手续前，刘老师先宣布这里的制度和纪律。第一条是：住宿人员不得将外国人、外籍人士、华侨、港澳台人士带入室内。这倒让我一下想起了十好几年前大学里政治辅导员给我们宣布的纪律：不准与外国人如何如何……。好在过去打的底子还在，我均一一点头，表示可持。可心里犯嘀咕：华侨，也就是绿卡持有者，到使馆教育处的招待所坐一坐都不行了，这让那么多拿绿卡的人作何想法？这么见外，难道祖国母亲就再也不认他们是自己的儿女了？我当初弃六四绿卡有表明心迹之意。可我相信，那些拿绿卡的仍爱国的，更何况在法律上他们是中国人。

然后，办理登记。

“从哪里来？”刘老师问。

“从美国来。”我答。

“从美国来不行。”刘老师说。

“从美国来有什么不好？”我问。

“从美国来的问题多多。当然，我不是说你就有问题。这么吧，从英国来的怎么样？人家问你，就说从英国来。”刘老师说。

“英国就英国吧。”我想能住下来就行，从哪里来不重要。可我心里总不自在：我倒没有以从美国来有什么优越感。可又不能一提从美国来就想到恐怕有什么问题吧？

放下行李，稍事收拾，即拿起很快要讲的论文准备，在房间里试讲起来。讲了一会儿，渐感进入状态。可突然门被推开，甚让我感到意外。只见刘老师进来，神色有些紧张，问：“你刚才是不是在和外国人说话？”“我说我在试讲我的论文。”他也看出误会了，才放心离去，也未听见他说一声道歉。

晚上，躺在小床上一直睡不着。一天的事又让我想起关于绿卡的得失是非，因为得失是非都在一天中有所表现。当初绿卡不肯要，现在麻烦来了，得去办签证，明天还得去取。会不会有差错还没有准。没有绿卡，今天好赖还是住下了。否则，现身在何处？我仍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拿绿卡的同胞如此见外？对从美国来的陈见又竟如此之深？我渐生出一种感觉，有时爱国也爱得挺辛苦，有绿卡的和没绿卡的。

                         1997年4月25日发表于美国 《神州时报》（小说版）

                         1998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女博士的一天》（内蒙古人民版社）]]>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38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4:00:44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38
樊 明

一

    青藏高原，最高、最遥远、最神奇、也最陌生，是我早就向往的地方。过去在美国留学时我老想，要是喜马拉雅山被安在美国，我早就开车去过了，而且一定是把车开到实在没有路的地方。我一直在等待一次机会去上青藏高原，去亲眼看一看喜马拉雅山。

    1998年7月，我获得去拉萨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的机会。本来是要和一位师长一同前往的。可就要出发时，他感冒了。于是，就不得不放弃了。就这么简单：感冒了就不能上青藏高原。否则，感冒就好不了，而且，还可能发展成肺气肿或更严重的疾病。由此也可领教一下青藏高原的脾气，太挑剔了，有点像美丽但坏脾气的姑娘。

    上青藏高原将是孤旅。此生走过中国和世界许多地方，大部分是孤旅，惯了。我喜欢和一群人在一起谈笑风生，也喜欢两个人做那种透心透肺的长谈，而独处是我最多的经历。我感觉，孤独也是一种美，而且，是一种需要深厚文化底蕴才能享受的美。我有一些留在美国的同学，读书倒没有成为他们太难的事，可毕业后有了钱也有了较多的时间时，却难以面对孤独。其中有一些人显然是有些缺少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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