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fanming.com.cn/ zh-cn PBlog2 v2.4 http://www.fanming.com.cn/images/logos.gif http://www.fanming.com.cn/ 樊明居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93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5:13:19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93
在台访问期间，有一天是安排和台湾的一些政要见面，和我相邻而坐的是萧万长，当时的经济部长。吃饭的地方叫什么名字已记不住了，但据介绍曾是当年蒋介石宴客的所在，当然用今天的标准已属简陋。

萧万长是经济学博士，又任经济部长，我想不妨趁此机会向他讨教一二，我说：

“萧老师，这次立法院改选，国民党虽然过半数，但考虑到海外委员不能常来开会，实际常来开会的已不达半数，而从发展趋势上来说，国民党在立法院居退守之势。那么，你们国民党有没有考虑到如果有一天立法院国民党已不占多数，大选也不赢，国民党成为了在野党，有否对将来的打算？”

萧万长把桌子稍一拍，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国民党是不会失败的，因此也无此打算。国民党将来也永远不会失败。”

那一瞬间，不知怎么，我突然联想到文革中“必胜”一类的政治话语。我一时无言以对。萧老师说得这么坚决肯定，作为学生晚辈不好再作纠缠，虽心中不服。我只能点头，谢萧老师指教。

2000年我在厦门看台湾大选直播，结果是国民党惨败，大位旁落，而接大位的居然是陈水扁。我无奈地摇摇头。当时我特想打个电话到台湾：

“萧老师，咋整的吗?”

这次台湾大选，萧万长以副手参选。想到萧万长当年的只言教诲，也希望他们当选后能为国家统一做他们力所能及的贡献（不必期望太高），又想打个电话到台湾：

“萧老师，加油啊！”]]>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92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5:13:04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92
       [关键词] “三个代表”；制度安排；党内竞争机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的十六大被写进了党章，进一步确立了作为党的指导纲领的地位，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能不能实践“三个代表”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目前，关于如何实践“三个代表”的讨论很多，关注的重点更多的在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阐发，侧重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然而，对于如何从制度设计的高度来保证党实践三个代表则关注得相对较少。制度安排对组织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对中国共产党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安排上保证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努力实践“三个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很可能更多的停留在党的政策宣示和对党员的思想教育的层面上。笔者认为，在目前阶段，引入党内竞争机制是一种具有相当操作性的制度安排，可有力地促进实践“三个代表”。

       一、国外政党实践的考察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发达与其民主宪政制度安排有着直接的关系。发达国家实行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通过政党自由竞争争取国家领导权，获得领导权的政党组织政府并制定各项政策。这样，一届政府所实行的基本政策经过至少两个阶段

的竞争选择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党内竞选过程。一位公民要想成为国家领导人，





[收稿日期] 2004-06-

     [作者简介] 樊明（1957-），男，江苏扬州人，河南财经学院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教授。

如国家总统，首先要参加所在的党的党内竞选。第二个过程是和其他政党的候选人展开竞选。为了在这两个严酷的竞选过程中能够获成，在一人一票的选举规则下，无论参选人的政治立场如何，但必须要研究如何得到最广大选民的支持。现在出现的各政党在政策主张乃至意识形态方面既保持差别又彼此靠拢的趋势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政党和选举人争取最广大选民支持的要求。而要得到最广大选民的支持就必须要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这种党内竞争和政党之间的竞争的结果导致胜出的政党和个人在相当的程度行代表的多数选民的要求，从而使得其利益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实现。在相对成熟、公民素质比较高并实现政教分离的民主社会，最广大选民的利益要求也往往反映着人类历史进步的方向，比如不断的科学进步、教育的发展、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对人权充分的尊重，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发达和其政党政治的关系。要知道，西方的一些政党，特别是一些老牌的政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但通过民主竞争的宪政制度安排使得这些政党为其所在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使其人民享受到国家发达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

       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多党竞争的西方政党政治对防止政党和政府的腐败方面也有着积极的意义。由于相互竞争的政党之间近乎吹毛求疵的相互监督加上新闻充分的自由有效地防止了政党和政府的腐败。

       对于西方的政党政治，过去我们更多地是强调其资产阶级虚伪的一面，而不能正视其内在的合理性，不能正视这种政党政治的运作是发达国家之所以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片面的强调其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不可借鉴性。原苏联自1922年底形成一党独存的局面后，长期认为，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就只能搞一党制，实行一党政治，把西方政党政治看成只能是资产阶级独享的专利。这一思想以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非常深远，包括影响中国，直到中国的今天。这种认识包含着一些误区。

政党政治是一个需要高成本运作的制度，而且选举花费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就不可避免出现政党政治和金钱政治相联系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到，为了防止金钱对政治的干预，发达国家也有一定的制度安排，如限制个人和组织的政治捐款的最高限额，限制国外的个人和机构的政治捐款，等等。尤其要注意到，在发达国家很少有贿选的传闻。这样，竞选能否成功的基本要素就是竞选的纲领和竞选人的个人素质及以往的政绩等因素。只有提出能让广大的选民认可的纲领竞选才能够成功。这时，对一个立志要竞选成功的政治家来说，重要的不是自己的意志，而是选民的意志，是选民的利益能不能在竞选纲领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那么会不会出现政客欺骗选民呢？竞选纲领上讲的是一套，实行的又是一套。当然会。但随着政党政治的成熟，这种状况一般不会太严重，这和周期性选举的制度安排有关。如果选举是一次性的，当选后任职是终身的，那么政客就比较容易言行不一。但周期性的选举将会对言行不一的政党和政客进行惩罚，此外任职期间还有弹劾机制对执政者的不良行为进行限制，新闻监督和批评也是对政客和政党言行不一的行为的一种有效遏制。

当然，西方政党政治也有其问题，如政党内部的寡头化，利益集团对政党的影响可能是政党偏离最广大选民利益的要求，少部分选民形成利益集团积极主动而广大选民消极被动结果导致少部分人的利益的实现而可能导致广大选民的利益遭受损害，选民对政党竞选的冷漠，等等。但这些都不应成为我们从西方民主政治中吸取有价值的营养的理由。我们应该认识到，民主的政党政治是一种有价值的在人类社会面对政治分歧而和平达成共同行为的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全人类创造的重要的文明成果。对一个处于一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过家来说，既不可对他国的照抄照办，也不可一概拒绝。

二、对前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反思

前面提到，前苏联形成了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政治划上等号的观念及做法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很大。南、罗、匈、古、老、蒙等国实行的是一党政治。保、波、捷、民德、朝、越等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政治。就这些国家的政党政治的实践来看，不是很成功的。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大部分解体、剩下的少数几个经济状况也一直不尽人意可为佐证。当然，要具体对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或解体或始终摆脱不了困难还要联系其经济制度及其他相关的因素进行分析。但政党政治也是重要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如果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正确可以充分调动全国上下的资源和人民的积极性高效地贯彻落实从而可以很快收到效果。但如果不正确，则纠错的能力相当弱，尤其如果一党政治再加上党内的非民主政治。因为政党之间缺少竞争机制，即便在有参政党的条件下，参政党难以像西方政党制度下通过提出更好的政策主张来争取政府的领导权而迫使错误的方针政策能较快地终止并让位于新的方针政策。如果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领导人又实行的是事实上终身制，通常一项错误的方针政策要等到主要领导人的去世才能被改革掉。

2、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是否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不需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而是由执政党来宣布。然而，事实是，很多实行的方针政策主观上是为了最广大群众，但实际上是相反，而且很多方针政策从一开始就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消极抵制。

3、执政党和政府的腐败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难题，其严重性要超过甚至远远超过一些西方民主国家。这主要是由于缺少政党间的竞争从而有效的监督，党的领导干部很容易走向贪污腐败。在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可能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纠正，而这又加剧了腐败的蔓延。此外，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新闻监督也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党的领导干部很容易走向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的对比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理论纲领固然很重要，但并不是有了好的当的理论纲领就一定能保证这个党就能很好地实践这个好的理论和纲领。宪政制度安排也很重要。一个国家有好的宪政制度安排，对政党的良性改造和执政为民有着积极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我们至今认识得并不是很清楚。一个国家要良好的宪政制度安排，可以把不良的政党改造为良好的政党；相反，如果国家的宪政制度安排不当，优秀的政党也可能一天天走向腐败，缺少生命力和战斗力，不能够真正地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美好理想，严重的就可能出现苏东巨变的结果。今天，在我们讨论如何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就一定要认真吸取东西方政党政治的经验教训，勇敢的面对历史和现实，以保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能够得到真正的落实。

三、引入党内竞争机制，使党永远保持廉洁和生命力

共产党在执政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均出现程度不同的腐败现象，有时甚至相当严重，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各国共产党也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曾试图通过某种办法途径试图解决党内腐败问题，但又不得不承认，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中国的情形也是一样。就中共的基本作法来说，基本上是采取的内部整风、加强内部监督的方法，从早期的延安整风到后来的“三讲”基本体现这一思路。可以这么说，在防止党和政府的腐败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直接引入西方的宪政制度有很多困难，我们就必须探索能适合中国特点的、具有操作性的、能够使中国共产党能够真正成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党的制度安排。笔者认为，在目前引入党内竞争机制是一个可行的制度安排。

党内存在派别是客观的，我们过去总是不愿承认或忌讳谈论这个话题。到是毛主席对这一点比较直率，他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的派别或因政治理念相近而产生，或因利益共同而形成，或基于历史或地缘的缘故而形成，有的相对紧密，也有的相对松散。然而，我党一直没有形成一种好的机制来解决党内因政见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斗争。当矛盾激化时，有时采取非民主和非法制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矛盾和冲突。在特定条件下，虽有不得已之处，但毕竟是在解决党内冲突的方式和制度上的一个严重的不足之处。为了避免矛盾的扩大和冲突的加剧，有时采取避免党内公开的讨论和争论来掩盖分歧，结果出现错误难以得到及时纠正，党走向进一步的成熟和提高也因此受到影响。

其实，任何一个政党都会在内部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尤其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长达70多年的历史、7000多万党员、不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要带领13亿人民在缺少理论指导和可供借鉴的成熟经验的条件下进行改革的政党。公开承认党内的分歧才能更好地进行讨论、不断寻求共识，真正实现党内的团结。为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适当地在党内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发扬民主就是要破除党内意见分歧不能公开化的陈规，允许党员及党的干部在一定的范围内以适当的方式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更应允许党外人士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评论。这样，有着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将集中党内外更多人的智慧，避免更多的可以避免的错误，加快改革的速度，使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体现因为通过更充分的言论自由使得各方面的利益首先得到更好的表达，允许党内外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公开批评也必将使得我们党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时更为谨慎。现在有些方针政策在制定时就已经知道是不妥当的，可能有的是出于地方和部门的利益。但制定者知道，反正没有人可以公开批评，更不会有政党或个人通过提出竞争性的方针政策来试图取代自己的领导地位，于是就可置存在的问题于不顾。

适当地在党内引入竞争机制就是，在一定范围内以一定的方式，在党内公开竞争某些领导位置和获得出任政府职位的提名和推荐。在竞争中，可以大胆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可以批评和质疑竞争对手的政策主张，可以以一定的方式揭露和批评竞争对手的不良行为，可以通过宣传争取选票。把竞争机制引入党内不会影响党对政府的领导，因为不管谁担任党和政府的领导，仍然是共产党在领导。通过党内竞争和民主选举，可有效地促使担任党和政府领导职务的党员把目光从上级领导更多地转向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从而能从制度上促进其更多地代表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否则难以争取到选票。通过竞争，竞争者比政策主张，比工作业绩，比廉洁奉公，这必将促使通过竞争获得领导位置的党员更重政策主张的正确，更重工作业绩，更重广大党员和群众对自己的评价而不是少数领导对自己的评价，更加重视廉洁奉公而生怕被竞争对手和新闻媒体抓住把柄，而过去更多的只注意党内的监督机构和上级领导。由于具体实施监督的人员数量很少，而且监督机构往往是被监督人的下级，很容易通过采取某种措施来削弱这种监督，如对上级领导或弄虚作假，或加以贿赂，而对担任监督而又是被监督人的下级的监督人可以干脆不加重视。

在经济生活，我们引入了竞争机制，经济发展了，有了活力。在政治生活中，在引入竞争机制方面我们一直表现得很踌躇，结果是党内腐败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些党组织的战斗力在下降，一些地方党群关系在冷淡。我们共产党是一个完全为人民服务的党，这是她存在的全部价值。如果引入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尽管可能是带有外来的色彩，但恰可能让我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



[参 考 文 献]

       [1] 王学锋.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J]. 学习论坛.2004，(04).

       [2] 辛鸣、董振华主编. 中南海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关注的若干重大问题解读[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3] Lasser, W. (1996).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Government, 2ed ed. Lexington: D.C. Heath and Company.]]>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91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5:12:42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91


樊 明



       1988年我到福建宁德市的三都澳调研，那里是天然良港。当地人跟我说这样一个故事：在英国人占据香港前，曾考虑要求割据三都澳。这件事本身已不具太多的考证和思考的价值。但让我关注的是：当地人在讲这段故事时，决无因英国人改变主意而使其前辈甚至其本人免受百年之耻而感到庆幸，相反充满着遗憾。再回顾一下1997年香港回归，我们似乎也曾观察到当时国人类似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说，香港回归是雪了百年之耻，可似乎又流露出另一种情绪：如果英国人100年前占十个香港就好了。心态之矛盾就在于：如果说英国人占香港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可为什么似乎又嫌受的耻辱不够大呢？

       笔者分析，以上的这种矛盾心态出在进步和正义之间的冲突上。过去我们常说，我们的斗争是正义和进步的，正义和进步的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久而久之，我们把正义和进步总是看成同在的。也就是说，正义的事业一定是进步的，而进步的事业就一定是正义的。而笔者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正义和进步不必同在，在历史上有时是背离的，也就是说，进步的却是不正义的，而正义的却不是进步的。

    经济学中有实证和规范的概念。我们可用这些概念对正义和进步做一分析，从而可帮助我们理解进步和正义的背离。  进步是一个实证的概念。虽然对什么是进步的未必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总是指社会向某种好的状态发展。马克思把社会进步的理解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如果我们接受马克思的理解，则我们可以衡量一种制度或历史事件对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来“客观地”评价其进步性。然而，正义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是建立在人们的主观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因而不易达成社会或世界的共识。清人入关列出不少“正义”的理由，而汉人抗清也有很多“正义”的理由。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近代史上战争的相当一部分发生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这些不发达国家往往经济上十分落后、政治制度独裁甚至残暴。这种战争的结果往往是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落后国家的输入，其结果是启动的这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民主制度的建立、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有的甚至超过了原来的发达国家。如果所导致的这些结果可以无须辩论可认定为是进步的话，那么这些近代史上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侵略战争有着撇开我们个人和民族情感难以否定的进步性。然而，从动机来看，发达国家发动战争的动机往往是以掠夺为主要目的；而从过程来看，往往伴随着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人民的奴役甚至野蛮杀戮，因此有着无可争辩的非正义性。历史就是如此充满着矛盾。

从以上分析来看，近代史上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战争有着二重性：人类社会进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和一般人类道德意义上的非正义性。在这里，进步和正义是背离的。这种背离就决定了正义的战争并不总能取得胜利，而且可能是经常没有取得胜利。如果正义的战争一定能够胜利，侵略者一定被打败，那么，我们今天可能还生活在鸡犬之声可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甚至是原始部落里。如果侵略者一定会被打败，那么，在创世纪后只能有很有限的几次侵略战争，因为侵略者，如果假定他们也是理性的人，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发动最终要失败的战争。

这种进步和正义的背离增加了我们对历史上战争的评价的困难和复杂性：有时我们很难在进步和正义之间赋予恰当的权重。强调正义的一方更多地谴责侵略者发动战争的不道德，而强调进步的一方则更多地强调战争对被占领国带来的进步作用。到后来，就可能出现香港回归时国人的那种矛盾心态。由此，对历史上的战争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就会反反复复，因为强调的重点不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仅从战争的正义上来预言战争的胜败。一方面战争的正义经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如果战争的正义是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话，也只是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有利于正义方取胜。战争的胜负主要的还是在战场上所决定的。



(载《经济学消息报》，2202年3月29日)]]>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90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5:12:24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90
--边际分析



樊  明



       所谓狗仔队是指那些跟踪名人（主要指演艺圈内的名人）收集八卦新闻的记者。过去常有港台狗仔队搞得演艺圈名人没有隐私、不得安身的传闻。但近几年来，狗仔队在中国大陆也多了起来，也同样搞得大陆演艺圈名人没有隐私、不得安身，甚至不时闹得公安介入。

中国改革二十余年，人才辈出，有名学者、名作家、名演员、名歌星、名主持人，……，但缺少名记者。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可以数出至少三十位大家所熟知的歌星的名字，但很难数出三位大家所熟知的记者的名字。而在西方，记者也可当明星，而且是大明星。把美国总统尼克松弄下台的记者的风光是中国记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狗仔队多而名记者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那么多的记者之所以少有成名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因而没有引起人们对他们特别的关注。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可中国记者仍然处境尴尬，遭到地方政府官员打击报复和暴民的暴力行为时有所闻，被告上法庭被判道歉赔款也不新鲜。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尤其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以及中国的政治腐败长期难以治理与中国记者长期的尴尬处境有着直接的关系。现在要研究是：中西方记者的处境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差异？中国为什么缺少名记者？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新闻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而研究为什么在中国大陆狗仔队多可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为何名记者缺有更深刻的理解。

    首先要分析一下成为名记者的条件。名记者应能向公众披露这样的新闻：其一是，新闻是公众极为关注的，披露的结果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其二是，新闻是极难获得、通常需要记者具有极高智慧和付出巨大努力方可获得。其三是，新闻通常是揭露性的，但这一条不绝对。试想，如果记者所发新闻不是公众所特别关注的，谁又会关注发新闻的记者是谁呢？虽然新闻是公众所极为关注的，如发生了地震或中国申奥成功，但获得这种新闻很容易，每个记者都可报道，谁又会关注自己听到的这条新闻是发自哪位记者？新闻通常是揭露性的是因为这样的新闻反映的是被报道人对公众利益造成很大损害的事件因而会对社会有较大的震撼性，而对事件人物进行歌颂性的采访报道通常是建立在现有的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基础之上，因而，通常不易对社会产生很强烈的震撼力量。如果新闻是歌颂性的通常不具备难采访性，不容易成为独家新闻，比如解放军抗洪救灾。当然，如果写得很感人也是可一举成名，比如穆青写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所以写揭露性新闻不作为成就名记者的绝对条件。  

    下面我们采用现代经济学中边际分析的方法来讨论名记者产生的条件。在经济学中，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将扩大生产规模。这一思路也可帮助我们分析中国为什么缺少名记者。

为什么西方记者热衷于独家报道能引起轰动效应、揭露性的新闻？答案：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是也。从边际收益来看：如果能报道引起轰动、揭露性的独家新闻则可名利双收。这种新闻如总统、议员或社会名流贪赃枉法一旦报道，记者可一举成名、甚至被载入史册。如报道水门事件的记者最终把尼克松从总统宝座上拉下马当然可成为历史人物。这样的独家新闻的市场价值也是巨大的，可以在市场上卖高价。此外，由于这类新闻的巨大历史作用，如把总统拉下马从而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进程，其个人的成就感之大也是可以想象的。因此，边际收益很大。再看边际成本：最主要的是要做深入的采访调查，通常是艰难的。一位记者要调查总统或有权势的人贪赃枉法当然不可能容易。但除此以外的成本就比较小了。一般来说，绝大多数记者并不会遭受政治迫害或人身伤害。这样，对比采访具有轰动效应、揭露性的独家新闻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记者自是个个争先，中间自有幸运者成为名记者。

我们再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几年在中国大陆狗队会多？道理是同样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寻常百姓对明星的八卦新闻有知情的欲望，想知道明星们在忙什么，在跟谁谈恋爱，又和谁要分手了。如果哪份娱乐杂志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常有这方面的所谓“猛料”，杂志就卖得好，就有经济效益。八卦记者虽未见成大名的，但圈内也可让人略知一二。因此，说起来做狗仔队当八卦记者也可名利双收。从边际成本来分析，当狗仔队跟明星后面收集“猛料”虽然也辛苦，但其他方面的损失也就没有什么了。虽说明星有时急了也有叫警察的，但警察对狗仔们也无可奈何，给明星解围也就罢了。大概可以预见，将来做八卦新闻的记者多了也能自成一行。

    而对中国写揭露性的记者来说情形就不一样了。从边际收益来看：写出具有轰动性、揭露性新闻后能不能发表就是一大未知数，这类新闻要经过严格审批，通常发表的可能性很小。不能发表的新闻自然不可能给记者带来任何声誉以至成为名人。由于生产揭露性新闻的结果如此不确定，则对绝大多数具有风险规避倾向的记者来说当然会少生产这类新闻。就算揭露性的新闻幸运地发表了，按报社统一标准拿稿费或就没有稿费，也就是说谈不上记者个人的经济收益。中国至今没有听说过有靠写新闻而发大财的，有的只是写些有偿新闻赚些小钱花花。再看边际成本：中国至今新闻法没有出台，对记者的保护一直是一大问题，即便有了新闻法是否就能解决记者保护问题仍是个悬案。这样，如果记者要写那些揭露社会黑暗、尤其是涉及到有权势人丑恶行为的时，少则可能遭受打击报复，重则基本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这类新闻早不新鲜。善写揭露性新闻的记者通常也很少得到官方主流的肯定；通常官方主流更多的肯定善做正面报道的记者，有所谓“弘扬主旋律”是也。此外，写揭露性新闻的记者很容易陷入官司，常常成为被告，而且更多的时候要输官司，被罚钱。据报道，媒体遭起诉时的败诉频率在中国是69.27%。相比之下，在美国，媒体的败诉频率仅为8%，几乎是绝对地保护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权。由此分析，中国记者写揭露性新闻的边际收益远小于边际成本。这样便少有记者去采访超出一定界限的揭露性新闻，于是成为名记者的人就实在难数。

由以上分析大体可以预见，中国要出现名记者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记者有相当的发表空间、市场对揭露性的新闻予以高回报（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以及写揭露性的新闻不大可能遭受打击报复甚至人身伤害，不会稍有不慎就陷入官司而且以输为主。事实上，这样的新闻环境也是中国治理贪污腐败所必不可少的。在此，也呼吁为中国广大新闻工作者盼望已久的《新闻法》能尽早出台。更希望写揭露性新闻的记者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最终能够不再有恐惧感。仅此，中国的贪官污吏一定会收敛很多，可能其中的不少人本就不会成为贪官污吏。

相信，政治的昌明和名记者辈出将同时在中国出现。
]]> http://www.fanming.com.cn/article.asp?id=89 fanming1022@sohu.com(admin) Mon,05 May 2008 15:12:10 +0800 http://www.fanming.com.cn/default.asp?id=89


樊  明



1999年10月



       1、樊博士，您对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如何看待？根据您的观点，五四运动的精神应该是什么？

       首先我要申明，我只是经济学博士，不是历史学博士。我就尽我所知回答你们提出的有关五四运动的问题，仅供参考。物质世界发生的事，往往时间离我们越近越容易看清；而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很多是时间越远才看得更清楚。五四运动便是如此，是一个值得相当长时间反复思考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后八十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相当多的历史事件，可追溯到五四时期人们对历史所做出的抉择。

       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是外交问题。1915年日本提出21条要求，1919年法国凡尔赛和会作出山东决议案，其基本精神是由日本承接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领土权。这件事大大地损坏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并深深地刺伤了中国人民的情感，给一次大战胜利后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热情和期盼浇了一盆冰凉的水。于是，从北京进而全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包括罢课、罢市、罢工和其他事件，抗议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如果五四运动仅停留在外交层面上，则不会在80年后还受到人们如此的关注。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发展成一次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现代化运动。从19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对自己前途命运的认识有了重大的飞跃，找到了“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这是很了不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后我们仍在这两条道路上摸索和前进。 五四运动的影响广泛深远。它促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进而导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的白话文学从此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得到发展，现代教育大为普及，旧家庭走向没落和女权运动的兴起。

       至于五四运动的精神，我想，应是相当多元的，因为五四运动影响和作用到从外交层面到深层的文化层面。从每个层面都可概括出某种精神来。这里，我提几条我感受比较深的。

    1）积极的入世态度。面临救亡的历史使命，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的使命感，勇敢地担当起民族兴亡的历史责任。这种精神是和传统儒家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脉相承的。

2）独立的人格。五四是知识分子肯定自我和张扬个性的时代。在五四这场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重新确立自己新世纪的人格，即现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心灵的知识分子，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那种黏附于皇帝的士大夫的附庸性格。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种一改变的意义是积极和正面的。

3）科学态度和批判精神。五四知识分子打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从而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他们敢于重估一切价值并敢于肯定自己的独立发现。这是任何开辟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4）包容的态度。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主张兼收并蓄，在北大聘请了许多观点分歧的教授。这种对不同学说的包容对推动当时的学术进步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有所谓“有容乃大”。



       2、您曾留学美国多年。那么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海外学人的五四观呢？

       我这方面文献读得不多。周策纵著《五四运动史》中提出区分“五四运动”和“五四事件”的看法到值得大陆学者思考。“五四事件”主要指从五月四日到六月中国政府决定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为止的一系列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活动。而五四运动则包括从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新思想运动，即后来被成为“新文化运动”。1917年《新青年》杂志诞生。五四事件是早两三年前就开始的新思想运动的结果。1921年可以看为五四运动的结束，因为1921年后运动多已发展成直接的政治行动。当然，这一界定是粗略的，且还有一些不同的时间界定和分析思路。

       至于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以我所读而论，在相当多的方面海内外是一致的，而且评价是正面的。但有一点有明显区别。我上面提到，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导致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海内外对后来的历史进程的评价明显对立，从而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产生分歧。海外有学者把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看得很负面，认为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轻率和不成熟。而中国大陆方面对五四运动评价要高的多，这显然和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思想准备有关。由此也可看出历史评价的复杂性：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评价往往随着后来这一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而改变。有的历史影响要到很久以后才表现出来，从而引发对历史事件的反复的重新评价。对思想学说也往往如此，尤其对象儒家那种成体系的大思想、大学说。历史发展了。人们追溯历史发展的原因，往往就会追溯到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思想学说，从而重新认识那些历史事件和思想学说。



       3、有人说，“科学和民主对于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一段漫长而艰巨的历程”（杜维明）。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有同感。就科学来说，一方面，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发达；另一方面，我们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也不够进步。此二者是紧密关联的。后者应属于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法轮功在中国如此流行是其重要的表现。民主也有待进步。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往往把民主看得过于简单，往往简单地理解为言论自由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良好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离不开具有良好素质的公民社会作为其基础。因此，中国要大力发展教育。教育是解决中国科学和民主的关键。



       4、五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个性解放、自我意识的觉醒获得其发展的原动力。您同意这种观点吗？为什么？

       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全面。五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理解为一种批判运动，即对中国旧有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大批判。其批判的根据多来自于西方的思潮，如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功利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受这些西方思潮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强调个性解放，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前面已说，五四运动应理解为一个多层面的运动。而五四运动中的重要层面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由强调个性解放、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推动的。而这批知识分子又是五四运动事件中的中坚和骨干。

       我之所以认为不够全面在于五四运动也是一场民族主义的运动。民族主义的运动由来已久。近代，要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当五四运动发展到全民广泛的抗议运动时，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运动。其基础是民族利益、民族情感，而非个性解放问题。



       5、日本史学家宫奇市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与五四时期的反日运动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基于一种精神迷狂的感情用事。对此，您有何评论？

       此言不妥。五四运动是民族主义和现代理性的结合，理性是主要的。五四青年有写血书言志，但是理智的行为，不可理解为感情用事。五四运动之所以大不同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就在于它不再是民族主义和落后的封建文化的结合，而是民族主义和现代理性的结合。而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是建立在盲目的个人崇拜基础上的，是非理性的。如果一定要将之与某个历史时代相对比，我更倾向于和义和团去比。二者中都充满了狂热的非理性。



       6、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您能否为我们讲一讲五四运动与当时中国经济环境的相互作用？

       五四运动（这里主要指五四事件）发生在一次大战刚刚结束。我们知道，在一次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的现代教育也发展相当快。从而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力量都趋于强大。当面临救亡时，都有觉悟和必要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担负起救亡的使命，这就爆发出五四运动。而在1900年，只能爆发出义和团运动。由此可以看出经济环境的差异。

       五四运动也有明显的经济动机。从21条到凡尔赛和会作出山东决议案，充满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1915年反抗21条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显然符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利益上应是一致的）。这种在民族利益基础上的一致性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五四运动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参与，以至声势浩大。

       五四运动最主要的是一场思想和文化运动，对后来的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最终导致经济制度的改变则是很远以后的事，再到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则就更远了。但对当时的经济生活并没有看出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而我们不断地反思五四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五四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甚多，而这些变化可以间接地追溯到五四。



       7、最后，您是否认为五四运动存在某些偏差。若有，我们今天应如何面对这些偏差？

       五四运动的主流是海内外一致肯定的，但一场如此广泛的群众运动有些偏差一定是不奇怪的。五四那天，本来的和平的抗议活动到下午走向暴力事件。部分学生到曹汝霖家中烧了曹的房子，砸了曹的家，打了一些人，包括重病在身的曹父和其他家人以及在殴打时并不确定其身份的章宗祥。我在美国读到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学生的这些暴力行为有失偏颇。曹章之流固然可恨。但在一个法制社会惩罚他们也应遵循法律程序。动用私刑应是不妥。我想，我们今天的人，做一切事都不应脱离法制的轨道，哪怕是做一件好事。如果一个社会里的人认为做正当的事或是好事就可以不依法办事，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正当或好事是相当主观的。

       五四文学革命退潮后的二十年代中期，作家普遍陷入精神危机的大苦闷时期。其中不少人变得消极甚至颓废。总的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易于情绪化，热情往往易涨易消。当遭受挫折后，缺少坚定的信心和坚忍不拔的韧性，缺少直面人生和现实的冷静和勇气。我想，我们今天的大学生要注意这一点。从某种意义来说，今天的大学生并不很经得起艰难挫折。在我的一部中篇小说中，我对此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我希望今天的大学生要有意识培养自己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勇气。曾经美国有一项对一班同学所做的几十年心理学跟踪研究标明，最有出息的往往不是那些在做学生时被认为是聪明的，而是更多的是哪些意志坚强的学生。现代人强调EQ的重要应是同理。]]>